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不公，都不是以行贿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不公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法律制度未能充分覆盖到的“空子”里。

   650万美元可以做些什么？最近，在这个问题上，山东上市企业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一家，以其亲身行动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极坏的示范。在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和国内媒体的跟进之下，赵涛以行贿方式帮助其女儿进入斯坦福大学一事，受到了全面而彻底的曝光。而650万美元的“天价”，更是让这起事件染上了一层“人傻钱多”的荒诞色彩。

   事件曝光之前，在外人看来，赵涛的女儿赵雨思似乎是个货真价实的“高材生”。她在对美国大学申请至关重要的ACT和TOEFL考试中分别取得了33分和111分的优秀成绩，并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斯坦福大学录取通知书。得到录取之后，赵雨思还专门在互联网上录制了一段视频，向那些正在为申请而努力的后辈们“分享成功经验”，俨然一副凭实力入校的样子。当时观看这则视频的后辈们恐怕很难想到，她的“成功经验”竟然如此“昂贵”。

   事实上，斯坦福是以“帆船特长生”的形式被斯坦福录取的，而她之所以会被认定为“帆船特长生”。正是因为找涛一家通过中间人，向手中握有特长生认定权的斯坦福大学帆船教练约翰·范德默尔进行了行贿。最终，帆船教练的受贿行径被校方发现，校方因此开除了这名教练，以及包括赵雨思在内的数名依靠行贿伪造特长的学生。

   有关新闻公开之后，迅速点燃了公众的怒火。人们之所以对这样的新闻特别愤怒，正是因为赵涛一家的行为损害了对广大公众而言最为敏感的教育公平。尽管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国，但是，对国内公众而言，这种教育行贿行为带来的隐忧，却并不能被国境线阻挡在千里之外。赵涛一家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金钱开路”的操作，会大大强化普通家庭的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人们难免恐惧：如果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而是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普遍存在，教育岂不是成了“钱多者胜”的残酷游戏？若是这样，心怀梦想，全凭自己努力的莘莘学子又该如何自处？

   从乐观的角度上看，这种性质恶劣的行贿事件，当然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毕竟，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明目张胆地在录取环节贿赂关键人士，都不大可能逃得过监察者和媒体的眼睛。然而，如果我们只能看到行贿这一种金钱影响教育的方式，甚至把赵涛一家被“中间商”利用，以至于多花了许多钱的事当做笑话来看，恐怕大大低估了金钱对教育公平的侵蚀能力，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以美国的高等教育为例，在这起事件曝光之初，就有人评论道：赵涛一家的失误，仅仅在于他们找错了花钱的门路。向招募特长生的帆船教练行贿，当然是一种“一抓一个准”的违法行为，但除此之外，有钱人想把孩子送进名校，却还有太多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合法”形式。对许多斯坦福这样的私立名校而言，优先录取为学校大额捐款者的子女几乎是公开的录取规则，而在录取标准多元化的大环境下，富豪子女在社会活动上更是占尽了优势。而除了这些软标准之外，硬性的成绩也并非没有作假空间，甚至在TOEFL这样的权威考试中，近日都发现了专门为中国富豪子女提供替考服务的团伙。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地位的砝码在教育天平上的重量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而在国内，这种现象其实同样存在。此前，原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的恶性腐败案件，如同这次的“650万”事件一样，将自主招生中的“猫腻”暴露了出来。而在这类显著违法的个案之外，有钱人同样可以采取为子女安排社会活动“镀金”，为子女办理港澳户籍“绕路”，邀请优秀运动员与子女组队“蒙混过关”等方式，让子女通过统一高考以外的途径进入名校就读。这些路径的存在，本质上同样是一种由金钱导致的教育不公。

   事实上，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不公，都不是以行贿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不公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法律制度未能充分覆盖到的“空子”里。如果说前一种不公是偶发性的不公，比较容易处理的话，后一种不公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顽固性，很难轻易消除。自主招生、特长招生等多元招生渠道都可能成为教育不公生存的土壤，但如果对这类多元招生渠道采取“一刀切”的态度，又难免“伤及无辜”，衍生出新的问题。对此，有关部门还需以审慎的态度，一边对各种隐蔽、顽固的结构性不公保持警惕，防范金钱侵蚀教育公平，一边想办法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拓宽招生渠道，改善评价标准，如此才能让公众对教育公平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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