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个人要想申请驾考，必须通过驾校考试，为此不得不交钱到驾校去学习驾驶技术，而驾校里的陋规、黑幕、天价收费等也引起了公愤，挑战驾校强制培训积习，虽然并未形成风气，但并不缺先例，比如2007年，深圳市民樵彬状告车管所，最后深圳车管所为樵彬开了绿灯，使他成为我国个人自行申请驾考第一人。
没有哪一部法律明确，个人要想申请驾考，必须通过驾校考试。《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所谓驾驶培训“社会化”，既可以指社会组织机构来培训，也可以指个人自行学习，并没有禁止个人自学。
另外，《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的人，可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同样明确指出，公民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学习培训，只要符合法定驾驶要求就可以核发驾驶执照。再有，我国《行政许可法》54条明文规定，行政机关或行业组织“不得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那么，只有通过驾校培训学习考试，才能拿到驾照，虽然表面上没有强制学车人，但舍我别无分店的蛮横，实际上就是一种“软强制”。
这种不合法不合规的局面的形成和长期存在，与管理部门的利益倾向性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管理部门自身也是一个利益体，它自身也是趋利避害的，有其利益倾向性，管理部门的利益倾向性往往促成某种管理模式的形成，也因为自身利益的倾向性而将某种管理模式固化。个人要想申请驾考，必须通过驾校考试，可以说就是管理部门利益倾向性导致并固化的结果。
不能不承认，允许个人申请驾考，有诸多隐患，比如没有正规的师傅指导，得不到好的驾驶经验。与此相比，驾校的专业指导、集中学习、规范管理，确实要让管理部门放心、省事、省力得多。为了方便自己的管理，管理部门会倾向于驾校式集中管理，而不愿意个人的分散式管理，有意无意地促成了这一状况。
当然，从驾校黑幕来看，在驾考中存在一个利益链条，而且在这个利益链条中，管理部门是利益链的最顶端，更容易向驾校进行寻租，获得较多的好处。如果是分散的个人自行申请驾考，也可能存在利益输送或寻租机会，但是，要付出的成本显然要大得多，而且还容易碰到少数带刺的个人的挑战，稍有不慎会惹火烧身，最终很有可能是得不偿失。而驾校模式则既将麻烦下放，又将矛盾下放，驾校成了利益供给渠道，又成了矛盾的防火墙，这对管理部门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事--矛盾下放，利益上收。因此，要想尽快放开个人申请驾考，并非立法不够，也不是社会大多民众不能接受，关键是消除“部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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