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从事过警察工作的作者乐意写行业黑暗面，但深蓝写警察的好。读者从故事中能看到温情，但文字背后的生活却时常黑白不分、善恶不明。他采用“上帝视角”，体会每个人的处境，但凡事终究要接受既定程序的约束。
民警深蓝日复一日地接触犯罪嫌疑人和其他令人伤神的无罪之人，工作成就感日渐稀薄。他承受着高强度工作带来的压力和心理后遗症，那些零零星星的罪恶似乎永远不见消散。
在湖北某基层派出所任职前，深蓝是师范学校中文系的学生。他借笔名“深蓝”记录了那些往事，发表在网络上，抒发心中愤懑，它们往往是深夜在派出所备勤室、家中和学校宿舍里写成的。
一年半时间里，深蓝在网易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人间”发表作品近20万字，稿件结集出版，书名是简单的《深蓝的故事》。限于职业，以及为保护文中人物的隐私，他无法公开露面。在序言里，他回忆了自己初做警察时手足无措的样子。
第一次110出警，惯偷被群众当场抓获，深蓝呆站着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憋出一句：“大哥，偷东西不对……”第一次处理自杀现场，他被上吊者突然断掉坠落的脑袋吓哭了。师父告诉他：“你一定得把你做的这些事儿都记下来。”但他决心写作的原因，却是一位反复戒毒不成，最后离家出走，自此消失的姑娘。她同是“瘾君子”的帅气男友，却依然引诱其他女孩，甚至让她们成为毒资来源。
“那是一条回不了头的路，我不能让她们去亲身体验，但可以把那些故事告诉她们，希望别人的真实故事可以震动到她们。”深蓝写道。
“在我们的来稿里，每周能‘死’好多人，所以我跟深蓝经常互相安慰，相互支持，相当于给彼此一个出口。当你凝视深渊，它也在凝视你。”深蓝的编辑沈燕妮对南方周末说，他们希望为读者找到温暖和光明，“不然我们心中没办法面对。”
1、“你碰我一下就别想当警察了”
深蓝的辖区里有位空巢老人，三个儿子毕业于中外名校，都事业有成，每月付给老人不菲的生活费。老人穿阿玛尼、戴名表，有保姆照顾，晚年生活令人羡慕，但难得见孩子们一面。
2011年，老人七十大寿，银行存款首次突破100万元，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老人病情加重，行为举止异于他人，往往被误认为流浪汉、人贩子。人家报警，深蓝他们遇见的却总是同一个孤单的老人。他照顾老人，又帮他联系孩子。孩子们各有难处，只能给钱，没法多花时间照顾父亲。
2015年春天，老人溺水身亡，享年74岁，身上还穿着昂贵的限价版阿玛尼。站在老人灵堂里，看到“一门三杰”哭得声嘶力竭，深蓝心中满是厌恶，不愿和他们多说话。
“我默默地站在远处，心中不知是该喜还是悲。这次，老魏一生的骄傲们，终于都回到了他的身边了，只不过他们的到来，老魏看不到了。”
老魏的故事，是深蓝在互联网非虚构写作平台“人间”发表的头一篇文章。发表当晚，他在街边的小饭店里喝着二两半装的小瓶白酒，就两个菜，高兴但忐忑，担心真人真事给单位或当事人惹来麻烦。
深蓝看重读者在文章下的留言，评论量大，出言不逊、辱骂者皆有。《被全家人逼着去卖身的女孩》发表后，有网友断言“太假”。他起初委屈，但反过来想，这可能也说明自己写得好，“是非常高的肯定”。
沈燕妮经常收到缉毒警、刑警、社区民警的作品。遇到专业问题，她会请教深蓝；深蓝则给她普及职务犯罪、终身追责等行业常识。
往后，深蓝常给编辑讲些不能写进稿子里的故事。并肩战斗的同事突然被调查，他会对平素的亲密无间心生疑虑；办案抓人带回派出所，有时路上就接到同事、领导的说情电话，他因此异常烦躁；他有时把案件当事人看成朋友，事后经常发现，对方只不过利用他的职权为自己谋利，逢场作戏，目的没达到，瞬间翻脸。有些麻将馆、KTV的老板私下经营赌博、卖淫等违法生意，向深蓝行贿，月饼盒里放着钱，“只要是拿了，角落就有人拍照片”。
久而久之，深蓝谨慎得有点不近人情。话不多，特客气，“麻烦你”“谢谢你”之类词语常挂在嘴边。
“他怎么能够完全相信一个人呢？”编辑沈燕妮感慨，“我希望他更洒脱一些，但这是他的习惯了。刻意跟人保持距离，自我保护，保护主人公。把价值观都隐藏在文章背后。”
从精神病人、空巢老人写到传销骗局、吸毒群体，深蓝的笔触愈发开阔。有些从事过警察工作的作者乐意写行业黑暗面，但深蓝写警察的好。读者从故事中能看到温情，但文字背后的生活却时常黑白不分、善恶不明。他采用“上帝视角”，体会每个人的处境，但凡事终究要接受既定程序的约束。
很多时候，他们即便抓到嫌疑人，但没证据，又不能逼供。跟编辑讲起，深蓝只能叹气，沉默几秒后留下一句：“我能怎么办啊！”
曾经有个惯偷，五十多岁，年轻就吸毒，先前还外出打工，后来身体逐渐垮了，只能盗窃为生。他每次出狱后还是照旧。后来心肝肺都出了毛病，监狱都进不去了。附近有家医院，住院者很多来自周边农村，身上总带着一笔现金，他就专门去病房偷救命钱。
惯偷弄到钱后嫖娼、赌博，买彩票和毒品。深蓝抓了他好几次，就是追不了赃。有次他偷了一个急症病人的1万元钱，转天被抓时又一分不剩。
深蓝在讯问室里做笔录，对方并不慌张：“反正钱都花了，监狱又不要我，警察也不敢打我，我怕啥？”他气得想上去打人，被两个同事死命拦下。那人挑衅：“你屋里有监控器，你碰我一下就别想当警察了。”
“我脱下执勤服外套，拎起椅子就想上去抡他，心想这警察我不当了，今天也得打他一顿。”亏得几个同事把深蓝拖出了讯问室，他气得一晚上没睡。惯偷最后收了监，他也给领导叫去谈了话。
2、“幸亏偏了几厘米”
由于编制有限，深蓝所在的派出所只有15位民警。去掉平时不参加值班备勤的内勤和户籍警各一名，所里还剩13人，包括所长、教导员，两名副所长在内，四位领导和九位民警。
13个人分成三班，每班配备一到两名协警。同时，所长和教导员外的11名民警分为两个队，一个案件队主要处置刑事案件，一个社区队主要处理治安案件和社区警务工作。
派出所民警没有正常周末和节假日，不值班时，早晨八点点名后各自处理手中工作。刑侦民警办案，找人、办手续，该跑看守所检察院的就去忙。群众找刑警就经常找不到，得提前约地方。社区民警下到各自社区开展工作，诸如“十小场所”的治安检查、消防检查，重点人口谈话，精神病人家访，内保单位检查。
所里三个班，正常情况三个星期会轮到一次双休日。这两天他们不能私自离开辖区，手机也不能关机。一旦所里接到群体性事件、恶性案件需要增援，不值班的民警也得随叫随到。
深蓝的管片在城乡接合部，四通八达，经常发生流窜案件。2015年夏天，辖区里电动车、摩托车频频被盗，他那片尤其厉害。这种案子最难办，关键在两点——抓人和追赃。
两个作案者骑一台摩托偷车，得手后再各骑一台离开。作案时间、地点和对象都飘忽不定，摩托车机动性又格外强，钻进小胡同里汽车就没法追。要抓他们非围捕不可，但这片只有深蓝一名民警，两名协警，以及几个公家单位的保卫处干部。
现场蹲守人手不够，城乡接合部很多道路没有监控，或画面不清楚，深蓝一筹莫展。那段时间，管片丢车“过分”了，他被上级领导批评，要求“压发案”。
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都不断有丢车群众表达不满，深蓝找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协调建立联防队。对方回应，破案是警察的事，他们帮不上什么忙。后来他希望辖区买新车的群众装一台150元的车载GPS，大家又以为他跟商家有猫腻，不装。
“那段时间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一方面心里生气，气那群偷车的没完没了还总抓不住；另一方面也跟一些群众生气，觉得我三番五次地在社区做宣传，说不要随意停车，另外花30块钱买根U型锁锁在后轮上，就是没人听。”深蓝说。
直到全局搞了联合行动，偷车团伙才归了案。但群众不关心谁偷车，只关心车子能不能追回来，这又产生了矛盾。“听说我把人抓了，回来找我要车，我却拿不出来。”深蓝回忆那种无可奈何，“很多都是流窜过来的吸毒人员，弄点钱就花了，根本拿不出钱来赔，结果挨骂的还是我。”
对于工作压力，他靠看书、打篮球、骑山地车排解。辖区的城区面积不大，但周边农场很多，风景不错。他骑车既是休闲娱乐，也顺带注意治安隐患。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事情，往往隐含着危险。
2015年6月，深蓝和同事遇上一桩家庭纠纷警情。当事夫妻因家庭琐事争执，妻子报警求助。他们上门调解，可能妻子说什么刺激了丈夫，男人一言不发转进厨房，拎着菜刀出来，兜头向妻子砍去。同事赶紧阻挡、夺刀，混乱中挨了刀，其中一刀砍在肩膀上，离颈动脉只有几厘米。
转年2月，深蓝和同事处理一桩纠纷，当事双方是情人关系，四十多岁。他们抵达现场时男方已经离开。按女方说法，男方不同意解除情人关系，双方由此争吵和厮打。深蓝正询问情况，男方拿着一只弩枪出现在门口。男人举起弩枪，一只镖飞来，恰好从深蓝耳边擦过。
“后来男的被我们抓了，经过审讯才知道他是个偷狗的狗贩子，打我的那个镖是毒狗用的，里面有毒药，那天他本来是想拿弩枪回来报复女事主的，不料看到现场有警察，一紧张，就随手射了一镖。幸亏偏了几厘米，不然我也不敢想自己会怎样。”深蓝心有余悸地回忆道。
3、说错话对方当场就不买账
2017年，深蓝考取法学博士，重回校园，有更多时间写文章，反思这些年的警察生活。他习惯了一线警务工作的强度，回学校之初并不适应。
工作时，深蓝住在派出所二楼最东头的备勤室，报警电话在一楼西头的大厅。虽然离着远，夜里值班即便在睡觉，他也能被电话声惊醒。学校宿舍管理员办公室的电话铃声一模一样，半夜响起，深蓝起初会下意识坐起来，迷迷糊糊地飞快穿好衣服跑出门。明白过来，他既轻松又失落，回屋脱衣继续睡觉。
那会儿，因为跟人聊天总是“盘查”语气，同学们都不喜欢和深蓝打交道。他有意识地调整了，才跟大伙熟络起来。
从事基层民警工作几年，深蓝意识到公众的法治意识越来越强。有些老警察会抱怨现在执法环境不好，以前他们在公众面前一言九鼎，很少受质疑。现在他们的权威常受“挑战”，说错话对方当场就不买账。
特别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更喜欢质疑。深蓝处理案件时发现，他们经常拿手机查法条，认为民警不对，直接提出质疑。有人在报案之前，已经上网把涉及法律研究一遍。处理这类人群的案件，他也往往需要提前做功课。
现在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已经不再像过去只面向公安院校，选材面扩展到全社会。民警入职前专业背景各异，很多人在工作中只能“现学现卖”。深蓝认为这是好现象。一方面说明公众法律意识增强，遇事先查法条学法，而非先想着找关系托门路；另一方面，这也能倒逼公安民警不断提高自身法律修养。
深蓝曾遇见一群摩托车爱好者要骑车上高速公路，交警不让，他们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称上面规定摩托车不载人，时速不高于80公里的前提下可以上高速。交警拿出的是本省的高速公路管理法规，明确说明摩托车不能上高速。
爱好者们说了一套话，就让交警懵了：“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下位法自然无效，你省里的法规和国家法律相比，肯定是下位法，上位法说了能上，你下位法却说不能上，那你下位法无效。”他琢磨半天，无言以对。
深蓝上去帮忙：你们只知道“自然无效”，但知不知道这个“无效”的判定应该谁来做？如果你们对省里这项规定有意见或感觉无效，请之后以合适的方式向相应级别的人大常委会及其法制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废止，或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爱好者们听罢，才放弃了上高速的要求。
4、教师做在前面，警察做在后面
深蓝从前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涉猎作品很多，尤其喜欢梁晓声和余华。梁晓声的小说《年轮》他前后读过五遍，毕业论文也写它。他本来可以成为中学老师，但阴差阳错地考了警察。这也许与他2006年第一次出门远行有关。
高中毕业后，他独自从济南到宜昌看望姑姑。在汉口火车站转车时，装着钱、证件、车票和手机的背包丢了。他到火车站旁的小店里，想赊账五角给家里打电话，遭到拒绝。
深蓝想打免费电话110报警，连续问了几家，都被老板劝阻：在火车站丢东西报警没有用，不可能为这点事儿出警。他蹲在广场角落里哭泣，被巡警带到站前派出所。一位老民警先看监控，后来带他找了很久，未果。
后来，民警帮深蓝往家里打了电话，又给他买了张去宜昌的车票，上车前还塞给他100元钱和一台旧手机，嘱咐他路上小心：“有事儿记得找警察。”他后来联系到那位老民警还钱，被谢绝了。那部旧手机他至今珍藏。
博士毕业后，深蓝还想回去当警察，如果未来孩子也想做警察，他会很高兴。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完全适应社会，既要向善，又要“知恶”。“知恶”很难，往往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吃过亏，吃一堑长一智；二是自己作恶，“实践出真知”。两者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在他眼中，基层警察这个行业有趣之处在于，向善是根本原则，而且能“知恶”却不用吃亏或作恶。
如果不做警察，深蓝想去做教师。“教师和警察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教育工作嘛。不过教师做在前面，警察做在后面。如果教师把教育工作做到位了，警察要做的事情就会减少很多。”深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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