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生意，还是生活，是梦想，有好多东西寄托在里面。现在都支离破碎了。有人重回北京休养，有人还想再“赌”一次。
支离破碎。
眼前栖息“诗与远方”的客栈、金钱乃至梦想，都在头顶浑然一体的蓝天与阳光下，支离破碎。
挖土机的声音“嗒嗒嗒”，砖墙在风声里哗啦啦地倒下。程远躲在洱海边一处客栈，看手机里朋友实时发来的视频。他低着头，脸色阴沉，不敢去现场面对客栈被拆除，“那是我在工地守了九个月，一砖一瓦地建起来的。”
冬日的大理，风很大，从苍山上呼啸而来，席卷过山坡、古城，一路奔向洱海。
程远被拆的客栈刚好坐落于洱海边。自2017年4月10日关停海景客栈餐厅之后，2018年12月，按照洱海湖滨生态修复工程的规划，大理对涉及的土地、房屋及附属建设有偿征收，并拆除洱海岸边离湖15米以内的建筑，共涉及1806户居民住宅。其中海景客栈约占20%，300多家。
很多人的“诗和远方”，自此梦断大理。有人离开，重回北京深圳或者去其他地方寻找新的远方。有人尚在犹豫，暂时蛰伏观望，还想再“赌”一次。
如今的离散，一如当年的涌入。“好像时代到了那个点，人们突然就被点化了，有了共同的想法。”樊路感叹，“很奇妙，人类好像有某种共振。”他当年是从北京来大理开的海景客栈。
几年后，这些热闹地投身于一场桃花源之梦的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笃定。“诗和远方，没有的，都没有了。”程远吐出这句话，抬起头，望着前方的洱海，天空蓝得没有一点杂质，他的眼神里只有茫然与空洞。
1、花园围墙轰然倒塌的那一瞬间，陈宇感到心痛。绿色的挖掘机钻头伸出后，“轰隆”一声，墙体瞬间倒下，露出一个大口子。他和妻子冬君站在一旁，目睹六年前建造的海景客栈，消失了三分之一。
几小时前，经政府协调，夫妇俩与房东达成赔款分割协议。随后拆迁就开始。他们从无到有请人设计、建造起来的房子，转眼支离破碎。几十万的赔偿款，不过是他们投入建造、装修资金的八分之一。
他们是北京人，在北京生活了三四十年，七年前来大理。在“逃离北上广”的情绪蔓延的那几年，他们越来越不喜欢觥筹交错的生活，萌生了离开北京的念头。
冬君曾在外企工作，后来自己做生意，KPI自己定，做多做少自己说了算。陈宇是保险公司大客户部经理，手下带着几十人。为了更好的业绩，年终能给自己和下属争取更多的奖金和分红，他的很多夜晚都用来应酬。
“有一次，很晚了他还没回家，我就打他电话。一打，发现电话声音就在门外响。开门一看，他已经醉得坐在门口进不了家门了。刚扶进去，他就直奔马桶去吐。”冬君说，“我们实在不想过这种生活了。”
2011年8月，他们旅行时喜欢上了云南这个有山有水的高原小城。两人一合计，决定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刚小学毕业的女儿，来大理。
冬君先过来，苍山下、洱海旁分别找了一块地，签下合同，盖起两栋房子。这样，他们做起客栈生意，也过上了云淡风轻、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们置身的洱海边，许多客栈老板这几年的轨迹类似。离开北上广深，或是成都、重庆、武汉等大城市，远离喧嚣和拥挤，逃离朝九晚五的程式化生活，抛弃体制的约束与压抑，到大理来了。
还有那些利用短暂假期的城市中产，也来了，到苍山洱海间享受几日慢生活，“面朝洱海，春暖花开”。他们也成了海景客栈的消费主力。“比如空气质量，人们对自然和田园的向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和宣传，还有像‘逃离北上广’这种潮流的带动。”经营两家海景客栈的江民分析，特定环境和时代氛围造就了大理的火爆。
他在大理生活多年。这里，既能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便利，又有足够的空间回归到乡村田园。“你可以上午在繁华都市，走路走得特别快，下午就到了大理，懒洋洋地躺在洱海边晒太阳，什么也不做。”
2、这场追求“诗与远方”的潮流，萌芽于2010年，2014年到2016年间进入高潮。
一些神话也在流传。比如，2011年，一个年轻人投资100万在双廊开客栈，不到一年时间就回本了。樊路认识了这个年轻人，证实这个传说是真的。
樊路是在2013年来的大理。那个夏天，他和妻子一起在洱海边环湖骑行，被蓝天白云、美好生活吸引，当即决定卖掉北京的房子，开始在湖边找院子。第二年，樊路的海边客栈也开业了，投资300多万元。
“我希望我的日子是过成这样的，最后发现和你有共同看法的人还不少，导致很多人愿意来你这里。”江民说，“不是我们创造了这种旅行方式，而是这种产品迎合了消费者内心的需求。”那是人们在有了一定财力之后，追求自然、回归内心的需求。
他的第二家客栈取名“归心”，隐藏在洱海西岸一个游人很少的村子里，依水而建，所有房间里都能看到开阔的海景。房间价格从1398元到2698元不等，超过了中国绝大部分五星级酒店，却是过去几年洱海边上常见的价格。正常营业的两年时间里，“归心”客栈的入住率都在50%以上。
老聂估计，那几年至少有150亿社会资金在大理投资。他在大理投资超过2000万、经营着三家海景客栈。其中一家位于银桥镇下波棚村，这个村有200多户村民，20多家海景客栈。村里曾统计，客栈及其带来的人流量，每年能给村子创造800万元收入。
差不多20%左右的年回报率，平均3到5年收回成本。这场又浪漫又收益颇丰的投资，吸引了更多人进入。通过抵押贷款、从亲戚朋友中借款等种种杠杆手段，负债几百万开客栈投资开客栈的故事不胜枚举。短短几年里，洱海边的客栈遍地开花。大量民居被外地人租下，一次缴付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租金，再投入百万乃至千万资金，改造成度假客栈。
双廊、挖色、海东一线，曾是冷冷清清的湖边小镇和农村，2013年后变得异常热闹，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新盖的房子。
危机也由此催生。2017年初，洱海的蓝藻爆发，一场环保整治风暴降临。于是，有了此后的关停、拆迁。2017年4月，当地政府统计涉及关停客栈餐厅近2498家，其中70%是客栈，约有1700家。
2018年5月30日，大理官方宣告划定绿线和红线，绿线是距离海边15米的距离，红线则是100米。绿线以内的所有建筑物，都将由政府有偿征收并拆除，建设洱海生态湿地缓冲带。
“诗和远方”转眼只剩下焦虑和迷茫。关停之前，徐风在洱海边开了三家海景客栈。七八年的布局与耕耘，此刻渐入佳境。“正准备突破再上一个台阶，忽然就掉了下来。”
起初，他们以为只是暂时停业整顿，补上各种手续和环保设施后，还可以恢复营业。等了一年后，等到的是一场意志坚定的整治。即便当初政府招商引资过来、证照齐全的海景客栈，只要在绿线以内，都被拆除。画家韩湘宁早年在洱海边上建的而居当代美术馆，一直是非盈利机构，也未能幸免，2018年12月28日拆除。
徐风曾经以为，自己对钱不是太在意，开海景客栈也不怕冒险。即使身边有人反对，他也觉得没什么，亏完了大不了回去上班。但当危机真正来临，他“发现自己还是很软弱的，一个是在物质上，另外就是身边人、投资者对你的埋怨和质疑，会很难受，怀疑自己。”
“对很多民宿主来说，这不仅是生意，还是生活，是梦想，有好多东西寄托在里面。”徐风不知道未来怎么办，“回去上班？还得朝九晚五，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3、离场前，补偿款如何分配，也是一场考验人性的博弈。“和政府、房东有很多轮谈判。即便以前关系很好的人，这次都是一个考验。”徐风说。
插曲和意外不断发生。最让人崩溃的一次是，经历了四天的谈判后，徐风团队与房东终于达成补偿款分割协议。第二天就要签字了，房东一觉醒来又反悔，要求对经营补偿款也进行分割，意味着再分割几十万。
团队的两位股东一气之下转身走人。徐风继续坐在桌前，和房东讨价还价，最终选择再次让步几万元了事。
“我没有太大的情绪，都在头脑里面思考，把好坏放一边。在时代的背景下，作为个体，遇上了你没有办法，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改变你能改变的。”徐风解释，“你可以说是冷静，也可以说是麻木吧。我更多地是用理性去过滤、压制情绪，不至于有太大的起伏。”
这些一度不与大城市生活妥协的中产们，面对“远方”这种不可挽回的现实，选择了看似“豁达”的妥协——谈崩、愤怒、难受，最终不得不黯然承受。
小菲是独自一人来大理开海景客栈的。2016年底，她在58同城上看到客栈转让信息，极为动心，从北京飞来大理，花100万元转让费，拿下这个门口就是海的客栈。她一次性付了12年房租，然后投入30多万装修，“为自己的大理梦投入了小两百万”。其中，近100万元是借款。
2017年3月，装修完毕，尚未营业一天，客栈便遭遇关停，直至拆迁。房东也要求分割经营补偿款，因为失去了房租收益。“听上去是不是有点道理？”小菲苦笑着反问。
她身体不好，没有心气在谈判中坚持“哪怕一点点强硬”，最终选择接受现实，拿到20多万补偿，差不多是投资的十分之一。
离开前一天，在拆除一空的客栈里，她画着简单精致的妆容，仔细描过眉毛和红唇，带着笑容与前来收购家具杂物的人打招呼，看不出这是一个刚刚遭遇重创的女人。只有在讲述这一年的经历时，她眼镜后面有光闪动的眼角、略有些脆弱的声音，才让人感受到辛酸。
本来，遭此波折之前，她已经从大理离开，转掉经营近一年的客栈、一个炸鸡排店，赚了钱走了，回北京照顾先生和念中学的孩子。
但她始终放不下大理。“回去后还是不想再上班了，人的状态回不去。”“而且我太喜欢云南了，在我家阳台上就可以看云起云落，洱海的感觉，苍山的云带，让你很感动。所以始终还是想在这里种下一颗种子。”
只是，这颗种子最终未能破土而出。如今，不想在城市里“活得很压抑”的她，已回到北京，先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再考虑怎么挣钱还债。她说自己没有怨恨，无论是对房东、前任客栈老板抑或政府部门。“这个过程中，我有过非常痛苦、纠结的时刻，但一旦我拿起笔，签下拆迁补偿协议，就决定把一切都放下了。”
对于客栈的命运，即使心有不甘，其实他们也没有任何争取余地。最后和房东博弈如何分享残值，无法达成协议，好歹还可以把一切委托给律师。周遥就是这么做的。离开前最后那些日子，她风风火火，处理客栈物品，与房东谈判，帮邻近的朋友搬家，忙里忙外，不可开交。但在一个深夜，她刚刚在床上躺下，就“哇”地一声，哭得不可收拾。
4、陈宇和冬君的海边客栈还剩下三分之二，苍山下的客栈还在营业。“之后能转出去，两个都打算转了。”冬君说，经过这一次折腾，身心俱疲，只想安生地过几年清静日子。
客栈拆掉一半的樊路，还在等待政策的明确和稳定，以便做下一步打算。机场扩建，高铁开通，洱海治理，加上良好的气候、干净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这些稀缺资源，他仍看好大理未来。“如果民宿都没有了，活力会下降很多，老百姓的收益怎么办？”
“最终大理的客栈管理还是会放开。”他对此十分笃定，不过也提到了“赌”字。“如果能买到有产权的、海景比较好的房子，我是愿意赌的。”
扎根大理多年的徐风，也准备在大理继续“赌”下去。客栈关停的2017年，他去印度参加了一个月的冥想之旅。焦虑和压力之下，他靠瑜伽和冥想来放松自己，并且意识到，自己以前大部分时间处于“不正常、亚健康的状态”。
他后来甚至意识到，自己和房东谈判时一直保持的那种“冷静”和“理性”，不过是因为一贯对情绪的压抑，就连开心和愤怒都无法正常表达，有种“失去生命力的感觉”。“以前我们以为，世外桃源不可得，那我们退而求其次，退到偏远的地区，通过民宿这个小环境去营造世外桃源的感觉。但最后我们发现，真正的桃源其实是在内心，而不是向外求。”
江民的“归心”客栈已被全部拆除。头天还是精美的客栈，第二天再去时已成一堆瓦砾。一种“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时代魔幻感，就浓缩在里面。“对大理的投资会缓一缓，会去寻找政策相对稳定的地方。贵州安顺的黄果树，重庆的南川区会是一个方向。”他说。
拆除的前一晚，江民举办了一场告别聚会，和员工、股东、客栈老板、政府官员共聚一堂，放烟火、切蛋糕、朗诵、歌唱。“我们不会因为亏了一点钱，受到损失，就愁眉苦脸，好像天都要塌了。我们有自己的追求，结束了也要把它结束得非常体面。”
老聂和妻子做了多年贸易生意，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有过几十个服装卖场。2012年，他们关掉所有卖场，来大理开客栈。如今，三家海边客栈，一家全拆，一家拆掉一半，他们都已放弃。拆了三分之一的那家，他们计划在不增加任何投资的前提下继续经营。“目前我们不打算在大理再做任何投资。”他说，“我生活的中心可以在这里，但投资的重心不会。”
在老聂眼里，大理旅游三五年内会受影响，但城市中产阶级朝向“诗和远方”的旅行步伐不会受影响。他需要寻找新的桃花源，所以选择了云南香格里拉下属的维西县塔城镇，以及重庆南川的金佛山。
已经有不少地方向失去了“诗和远方”的老板们抛出了橄榄枝。据媒体报道，先后有云南红河、昭通、弥勒、西双版纳、普洱，贵州荔波、贵定、安顺西秀等地方的招商部门，来大理举办宣讲会，邀请客栈经营者前往考察，同时给出诱人的扶持政策。
土地出让成为吸引客栈老板们的一大政策亮点。拿到一笔补偿后，程远决定前往贵州，继续投资民宿生意，“当然，要找有产权的房子”。毕竟，经历了大理的拆迁，几乎所有客栈老板都有一个共识：不会在租赁的土地和房屋上进行投资。
“在租赁的土地上，肯定承载不了你的情怀。”老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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