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中的杀手从卡车后面的阴影中走出来，挥手示意我向安全屋走去。
我们坐在二楼厨房的一张空桌子旁。桌面上布满了划痕和油渍，好似那里经常摆放着机器或重型武器一样。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座圣祠，里面有许多被视为护身符的小雕像，墙上挂着手工雕刻的美洲虎面具。
这是在墨西哥的奇尔潘辛戈，一栋并不起眼的安全屋里。
我注意到那个杀手坐着的位置非常巧妙，能同时从房间的两扇窗户看到外面。窗户是开着的，从任何一个方向驶来的汽车都能在很远的时候就被看到。
杀手自称叫“卡帕奇”，曾是贾利斯科新生代卡特尔（CJNG）组织的一员，这一组织已成为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两年前，卡帕奇弃暗投明，站到了CJNG及其盟友的对立面。
组织的“成人礼”——肢解“犯人”再吃肉
“我离开家加入CJNG组织时，只有14岁。”
卡帕奇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同时抚养他和其他10个孩子长大。当时，他在奥科蒂托村的一家餐馆工作，一个儿时的朋友提议他加入CJNG的培训项目。
“我们一无所有，没有钱吃饭。我厌倦了看着妈妈挨饿的日子。我知道（加入组织）我能拿到十倍于服务员的工资。我一听到这个提议就知道我必须这么做。不到一个星期后，我坐上了去往贾利斯科的公共汽车。”
卡帕奇到达贾利斯科州的瓜奇南戈时，身上只带了几件衣服。他和其他新兵睡在一堆帐篷里。其中一些教官是墨西哥特种部队的退役成员，还有的是现役军人，他们都在组织的工资单上。
这些教官告诉卡帕奇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没有离开的权利。
“起初，我想念我的家人，想要逃跑。但如果你试图逃跑，就会被追捕和杀害。我看到那些试图逃跑的人总是被抓住。”卡帕奇说，“他们中有一些人被浇上汽油在同伴面前活活被烧死，还有一些人身上绑着炸药，然后被点燃。”
“没有回头路了。”卡帕奇坐在安全屋那张伤痕累累的木桌旁感叹道。
作为一名新人，卡帕奇接受了步兵式训练，包括小部队战术、突击步枪的目标训练、带式机枪和榴弹发射器的训练，以及蒙住眼睛的实地拆弹训练。
像CJNG这样的大型团伙认为这种课程值得投资，因为“在与毒贩人员的武装交战中，未经训练的枪手所在的犯罪团伙会被打得粉碎，而卡特尔组织的人员准军事和军事训练水平更高”。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教授罗伯特·邦克告诉《每日野兽》（Daily Beast）。
卡帕奇说，除了这种传统的“课堂”教育，他和其他新兵还被迫接受艰苦的试验，旨在使他们对疼痛麻木。
其中一项训练要求学员在蜂巢下脱掉衣服。
“然后教官用杆子或枪管击打巢穴，直到黄蜂出来攻击我们。你必须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10分钟。如果你动一动或尖叫，他们就会打你。” 卡帕奇回忆道，“所以最好还是忍受痛苦。”
经过约三个月的培训，到了“期末测试”的时候。新兵们轮流对活生生的“犯人”实施一系列特定的、拜占庭式的刺杀和砍伤——首先是有序的、并不致命的刀切，然后是致命一击，最后徒手将尸体剖开处理。
这些“犯人”通常是组织认为应该受到惩罚的小偷小摸者。
“如果你拒绝（参加测试），他们会杀了你。”卡帕奇说，“这是一种证明你对组织忠诚的方式。”
邦克说，这种仪式在墨西哥的黑社会已经司空见惯:
“肢解受害者并吃他们的肉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杀人仪式，它把新成员与组织绑在了一起，就像加入邪教一样。它被视为你进入新生活的一个仪式，摧毁你与传统社会之间的道德和伦理桥梁。”
弃暗投明变身“清洁工”
CJNG的头目内梅西奥·奥塞格拉（Nemesio Oseguera）又名“埃尔门乔”（El Mencho），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控制格雷罗（Guerrero）的毒品生产区，这片地区为美国提供了约50%的海洛因。最近，这里也成为芬太尼等合成毒品的重要中转地，芬太尼与海洛因的混合基地就在位于该州山高皇帝远的山区里的加工实验室里。
CJNG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变得如此强大，原因之一就是针对墨西哥各地前途黯淡的贫困年轻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招募。
成立不到十年，CJNG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极端暴力、具有掠夺性和迅速发展的卡特尔贩毒组织，有着日益猖狂的准军事力量支持”。邦克解释道，“它甚至不惧直接反击和伏击联邦军队。”
埃尔门乔的党羽分支遍布墨西哥的24个州以及美国、南美、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虽然墨西哥的许多犯罪集团的行为更像是松散的联盟，几乎没有自上而下的计划或组织，但埃尔门乔采取了不同的组织策略。
正如邦克所说的，他的组织成功的部分秘诀是“CJNG由一位领导人和一些有能力的高级军官领导”，这使得“将其准军事部队从一个行动区域转移到另一个行动区域”所需的密切规划和协调成为可能。
通过测试后，卡帕奇开始正式为组织工作。
他被安置在城市周边战略要地附近的房子里，每天轮班12个小时，通过编码的无线电信号将警察、士兵或敌对帮派成员的动向通知当地指挥中心。在此期间，他还帮助包装和运输各种毒品，包括可卡因、大麻和冰毒。
他逐渐成为一名成熟的组织成员，声称自己参与了针对敌对帮派或当局的“七、八场”交火，并由于高大的身材和出色的表现，很快加入了一个35人的精锐保镖队伍，参与一项神秘的保护任务。
不过，当这一任务结束卡帕奇被送回格雷罗州后不久，他就被格雷罗州社区警察联合阵线（FUPCEG）自卫队抓获。FUPCEG是墨西哥最大的自卫组织之一，拥有一支近1.2万人的战斗部队，驻扎在30多个城市，以打击政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名义自行执法。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暴力活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自卫队在墨西哥变得越来越普遍。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卡特尔之地》（Cartel Land）讲述了这个群体的兴衰。学术界也对这一现象越来越感兴趣。
邦克告诉《每日野兽》，“当一个群体不再受主权国家的保护时，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实际上就被打破了。”
“在那时，生活在被抢劫，被强奸，以及对人身伤害和死亡的持续恐惧之中的当地公民，只有三种选择：逃跑，加入当地的犯罪集团压迫普通群众，或者站起来，作为治安管理者自行执法。”
半年的“再教育课程”后，卡帕奇受邀加入了FUPCEG的反卡特尔贩毒集团作战部队。
毒贩集团的前成员加入警察队伍或自卫队是一个相对常见的现象。尽管他们的专业知识受到自卫队的重视，但他们的存在也会模糊黑白两道之间的界线。
作为一名曾经的CJNG成员，卡帕奇经历过残酷而血腥的训练，现在，他利用自己的准军事背景以及对“暗杀艺术”的了解来反击毒贩。用他的话说，这些他曾经的伙伴正“像吸血鬼一样掠夺社会”。
起初，卡帕奇帮助培训自卫队的新成员，传授他们他在组织里学到的战术和武器技能。同时，他也参与FUPCEG与其他组织的公开战斗。
再后来，卡帕奇被送到奇尔潘辛戈成为一名“清洁工”，按要求定点清除贩毒集团的成员。
卡帕奇是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该小组还包括一名司机和一名侦察员，他们会轮流被指定为枪手。
行动前，卡帕奇会从手机上收到一条指令信息，不久之后，一名线人会带着无法追踪的武器来到安全屋，通常是半自动手枪。
这名杀手透露，最安全的方法是从摩托车或汽车的后座攻击目标。但是，当目标和一群人在一起或被保镖保护时，情况就会变得困难。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女人帮助我们让目标脱离人群。”他说，一旦目标落单，女人们就会找借口（比如打电话），然后走开。
卡帕奇声称，作为FUPCEG暗杀小组的一员，已经有5人被他刺杀，而之前他在CJNG组织里杀害的人数显然更多。“这样的战斗经历很混乱，”他说，“并不像在电视上表演的那样”。
不过卡帕奇承认，他喜欢战斗时的紧张感，但也会因为战友的受伤或死亡而感到沮丧。
他的视线从开着的窗户转向我：“失去战友的痛苦也会帮助你继续战斗，因为它会让你渴望复仇。”
卡帕奇看起来20出头。他穿着牛仔裤和沙漠战靴。一件紧身的长袖迷彩T恤展现了可媲美专业举重运动员的肩膀。他的右手背上有骷髅纹身，耳朵上别着一枚耳钉，手上还戴着一枚刻有咆哮的狼头的戒指。
“我对自己现在做的工作感觉很好。”卡帕奇说这话时眼睛仍紧盯着窗外，“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时刻小心。但我为此感到自豪。”
“我在保护那些没有自保能力的人。我以暴制暴。警察是不会对贩毒集团采取任何行动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他问道，“谁来保护我们呢?”
人民的卫队还是另一个“黑手党”？
过去几个月，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巴里奥斯和城市地区发生了多起暗杀事件，而据说这些地区也有FUPCEG这类自卫组织活动的踪迹。这些报道中的杀人手法具体细节也与卡帕奇们喜欢的惯用手法相吻合。
批评人士指出，FUPCEG的秘密行动与贩毒集团本身的行为几乎没有区别。
“他们自称是社区警察，但实际上他们和那些组织成员没有什么不同。”一非政府组织人权中心负责人曼努埃尔·奥利瓦雷斯（Manuel Olivares）说。这位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还指责州政府串通一气，允许FUPCEG在法治之外运作。
邦克同意奥利瓦雷斯关于奇尔潘辛戈“当局对自卫队的‘正义’熟视无睹”的观点。
“如果自卫队想通过敢死队的方式进行法外杀戮，消灭卡特尔贩毒集团成员，这对毫无作为的当局来说是免费的。”但邦克同时警告说，依靠民兵组织存在固有危险。“一旦形成了自卫队，他们就会立即受到外部犯罪势力的影响，比如卡特尔组织的渗透和操纵。或者，他们会被自己新获得的权力地位所腐化，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一支武装团伙。”
事实上，一些当地媒体的报道已将FUPCEG与一个名为塞拉卡特尔（Sierra Cartel）的神秘组织联系起来。塞拉卡特尔是“南方石油卡特尔”组织的长期竞争对手。
不过，坐在可以俯瞰奇尔潘辛戈的安全屋中，卡帕奇坚称FUPCEG的任务不是接管毒品交易。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人民要求我们提供保护。我们是来阻止卡特尔组织在普韦布洛杀人的。我们不反对摇头丸或其他物品的流通，只要它们不伤害任何人。”卡帕奇说，“我们想要的只是和平。”
现在，卡帕奇为FUPCEG工作所挣的钱足够帮助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他刚结婚不久，有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女儿。他说，他不能经常去看望家人，因为他不想让他们处于危险之中。
会谈快结束时，我问他是否考虑过换个工作，他说希望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餐馆，但他也承认离开自卫队很难。
“这项工作很危险，但它的目的是好的。”他说，“我终于觉得自己做得对了。”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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