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昕案的缘由，要从一桩强奸案说起。
2018年2月2日，女孩丽丽走进了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丽丽是来报案的，说遭到了强奸。
三天后，红谷滩公安分局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青海男子张诚和马迈。因为张诚提到，老乡王浩也曾和丽丽发生关系，后来丽丽还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王浩因此被红谷滩分局网上追逃。“是2018年3月22日，王浩在青海一家宾馆里被警方抓了，后来送到红谷滩公安分局接受调查。”今年10月26日，王浩的家属告诉新京报记者。
依据南昌市东湖区法院的判决，2017年7月的一天，王浩添加了丽丽为微信好友，双方互相介绍后，丽丽提出向王浩借钱。王浩假意答应后，将丽丽约到了南昌市红谷滩的一家KTV门口见面。之后，张诚和王浩开车将丽丽带走，张诚先与丽丽在汽车后排强行发生关系，王浩随后也与丽丽发生关系。
依据判决，王浩辩称与丽丽发生关系后，当场给了她100元。王浩家属告诉新京报记者，王浩还曾通过微信转给丽丽50元，他们见过微信转账凭证。
2018年4月14日，王浩因涉嫌强奸被红谷滩分局刑事拘留。那之后，他的家人通过朋友找到熊昕，希望得到法律上的帮助。
熊昕是江西东昉律师事务所主任，42岁，南昌人。1998年，21岁的熊昕从南昌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参加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2000年至今一直从事法律工作。
熊昕的妻子王贝贝记得，第一次与王浩的父亲见面后，熊昕没有立刻接受委托。因为王浩当时已被刑拘，而且做了有罪供述，他认为案子有难度。
考虑了一两天后，熊昕和王浩的父亲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了律师委托协议。
会见嫌疑人时被听到
签订委托协议的当天下午，熊昕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的6号律师会见室内，第一次会见了王浩。
据熊昕的辩护人透露，那次会见时，王浩否认了暴力恐吓及强奸。他说丽丽是提供性服务的，自愿与他和张诚发生关系，没有抗拒或呼救，自己事后还给了钱。王浩还告诉熊昕，前两次供述之所以认罪，是因为被办案人员打了。
熊昕为那次会见制作了笔录，2019年10月22日，新京报记者从熊昕家属处看到了这份笔录。笔录上不是完整的对话，而是一些零碎的关键词，比如“认识一个女孩，搞过”“我没恐吓”“给了100元钱，微信转账50元，收下了”等。但笔录上没有王浩签名。
王浩案对应的管辖检察院为东湖区检察院，2018年4月24日，熊昕向该检察院递交了《建议对王浩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书》，依据王浩会见时的陈述，熊昕认为王浩的行为应被认定为嫖娼。
递交意见书的当天下午，熊昕第二次会见了王浩，全程大约20分钟。这次是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的12号提审室。熊昕的父亲也是一名律师，据其介绍，南昌一看只有6间律师会见室，人多时，看守所可能安排律师在提审室会见嫌疑人。
熊昕的父亲说，提审室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被一道铁栏杆隔开。熊昕和王浩分别坐在栏杆两侧，两人背后各有一扇门，两扇门都是敞开的。
“我说，按照我的经验，如果检察院接到我提交的意见书，会来提审嫌疑人。”熊昕后来向辩护人回忆，那次会见他没有重新回顾案情，两人一见面，熊昕就向王浩说明了来意，并强调了检察院提审时不能遗漏的内容：比如，讲清丽丽借钱、收钱的事；王浩没使用暴力，丽丽也没有挣扎反抗。
熊昕曾对其辩护人强调，“这些内容都是第一次会见时王浩说的。”
依据公安部2012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不得监听，不得派员在场。但那次会见时，红谷滩分局民警张某庆一直站在熊昕一侧的门边。熊昕的父亲说，“熊昕背对着他（指张某庆），对此并不知情。”
据熊昕的辩护人透露，张某庆曾在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当时，他和同事在13号提审室的讯问快结束了，独自到走廊休息。熊昕会见王浩就在隔壁，门没关，他正好听到了谈话内容。张某庆当场质疑熊昕“教唆嫌疑人翻供”，要追究他的“伪证责任”。
当事人王浩多次翻供
据熊昕的辩护人透露，2018年4月25日，熊昕会见的第二天，东湖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提审了王浩。王浩的供述与之前确有出入。
王浩告诉东湖区检察院丽丽是卖淫的，他以为丽丽向他借的1000元是嫖资。
他还告诉东湖区检察院，这次和之前说的不一样，是因为之前遭到刑讯逼供，他害怕。
10月22日，熊昕的父亲告诉新京报记者，东湖区检察院2018年9月17日出具的《关于王浩办案情况的几点说明》显示，鉴于王浩改变了侦查阶段的供述，还自称受到刑讯逼供，东湖区检察院当晚就联系了红谷滩公安分局，要求更换讯问王浩的民警，查实强奸案被害人情况并做同步录音录像。
此外，东湖区检察院还要求红谷滩公安分局调取之前的审讯监控，查实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但王贝贝告诉新京报记者，截至2019年8月27日熊昕案一审开庭，红谷滩分局仍然未就是否曾对王浩刑讯逼供做出结论。
据熊昕的辩护人介绍，2018年4月26日，东湖区检察院询问的第二天，红谷滩公安分局更换办案人员后再次讯问王浩。此后，红谷滩公安分局、东湖公安分局又至少四次讯问或询问王浩，王浩对强奸案的描述反复更改。
也是从2018年4月26日起，公安机关的调查开始向与熊昕有关的方向倾斜，王浩对此的回答同样反复无常。
比如4月26日、4月28日，王浩对红谷滩分局供述，自己从没说过丽丽是卖淫女、性工作者，这些都是熊昕教的；但同年5月27日、7月4日，他又告诉东湖分局，是自己告诉熊昕丽丽是卖淫女的，自己也认为丽丽要借的1000元是嫖资。
在刑讯逼供的问题上，4月26日，王浩告诉红谷滩分局，是熊昕让自己告诉检察院遭到刑讯逼供的；但7月4日接受东湖分局讯问时，王浩又说是熊昕会见时看到自己眼部有淤青，问起来，自己才说被打了。
2018年10月15日，王浩、张诚、马迈三人涉嫌强奸一案在南昌市东湖区法院不公开审理。开庭当天，王浩的供述又变了。
2019年10月22日，王浩的家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王浩的辩护律师已经换成了万里鹏，万里鹏告诉他们，王浩在上午开庭时不承认强奸，法庭为此休庭两次，直到中午11点半庭审才重新开始。下午4点左右庭审结束，万里鹏告诉王浩家人，王浩又认罪了。今年11月23日，新京报记者为此向万里鹏求证，万里鹏表示“不清楚”。
2018年10月25日，东湖区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浩等三人强奸罪成立，王浩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涉嫌辩护人伪证罪
自从2018年4月在南昌一看两次会见王浩后，熊昕便再没与他见过面。
据熊昕的辩护人介绍，2018年5月2日，东湖区检察院认为熊昕“可能存在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干扰诉讼的行为”，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犯罪，之后便将熊昕的犯罪线索移送至王浩案的侦办单位——红谷滩公安分局。当月23日，南昌市公安局转而指定东湖公安分局对熊昕案立案侦查。
熊昕妻子王贝贝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东湖公安分局一共传唤了熊昕3次，第一次是2018年7月3日。当晚回家后，熊昕没告诉家人被传唤是因为王浩的事，只说是配合警方调查，还说自己是正常开展律师工作，没叫人说假话。
但2018年9月13日第三次被传唤后，熊昕再没回家。当日，熊昕因为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被刑拘，同年9月27日被逮捕。
“自始至终，熊昕都对东湖分局表示，强奸案的所有细节都是王浩说的，他没让王浩翻供；刑讯逼供的事也是王浩讲的。”熊昕的辩护人表示，熊昕曾经向他回忆，王浩称自己被拳打脚踢，还问他要不要向检察院的同志说这些情况，他叫王浩如实陈述就好。
2018年12月12日，东湖区检察院以熊昕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向东湖区法院提起公诉。
2019年1月30日，案件承办法官、公诉人及熊昕的辩护律师张赞宁一起召开了庭前会议。“庭前会议上，我提出了侦查人员回避、公诉机关和公诉人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四项要求。”张赞宁说，东湖区法院未对上述要求做出回应。
5月7日，熊昕案在东湖区法院一审开庭，因涉及王浩等人的强奸案，法庭拒绝了熊昕的公开审理要求。张赞宁记得，开庭后，熊昕指出本案公诉人正是王浩案的公诉人，并再次申请东湖公安分局、东湖区检察院回避，法官随即宣布休庭，“那次庭审只持续了几分钟”。
8月27日，熊昕案再次一审开庭，法院未支持熊昕一方的回避申请。公诉人将王浩、张某庆及另外两名红谷滩公安分局民警的证言列为案件证据，试图证明熊昕教唆王浩进行虚假供述。
“但另外两名红谷滩分局的民警，其实都没看见或听见熊昕会见王浩的情况，所以关键还是要看王浩和张某庆的证言。”张赞宁说，尽管他多次申请王浩、张某庆出庭，与熊昕当面对质，但庭审时二人均未到场。“法庭认为，不需要证人出庭。”张赞宁说。
“其实不管熊昕有没有教唆王浩翻供，张某庆的证言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0月18日，熊昕的现任辩护律师周泽说，依据刑事诉讼法，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依据公安部2012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不得监听，不得派员在场。
“所以张某庆通过非法监听形成的证言不具有合法性，应该被排除。”周泽说，一旦张某庆的证言被排除，能够直接指证熊昕的证据只剩下王浩的证供。但王浩的供述多次反复，而且是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更重要的是，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是一项特权，意味着无论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说什么，司法当局都应该当做不知道，自然也不能追究责任。”周泽称。
法庭上，熊昕一方也出示了证据——第一次会见王浩时的笔录，试图证明他了解的案情均来自王浩的陈述。但公诉人认为，笔录没有王浩签字确认，不能作为证据。
备受争议的第306条
熊昕被公诉的罪名“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出自《刑法》第306条。
该条规定，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构成犯罪；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看来，律师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306条，要看其是否具有主观故意。“如果律师认为嫌疑人就是冤枉的，他之前做的供述不符合真实情况，甚至不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那律师让嫌疑人如实说，就不能叫做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易延友称，只有当辩护人明知案件真实情况，但为了赢得胜诉，指使被告人做出与真实情况不符的供述时，才符合第306条的情形。
熊昕并非首位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的律师。2019年11月25日，新京报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发现，至少有14起案件的被告人涉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
针对第306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韩玉胜曾对媒体表示，“法律这样规定是没错的，假如律师在代理和辩护中，确实出现了第306条所述行为，是应当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的。”韩玉胜认为，这不是针对律师的歧视条款，“而是对律师和辩护人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
与此同时，法学界、法律实务界也存在对第306条的争议。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认为，第306条的表述不够严谨。“像‘引诱’一词，过于模糊，范围太大，不好判断。”罗翔说，律师的工作本就是朝着对当事人有利的方向辩护，这样的词语出现在刑法中，哪句话说不好都可能出问题。“这很容易干扰律师业务。”
在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黄天时看来，包括熊昕案在内的此类案件伤害了律师制度。“如果律师和当事人互相揭发、互相攻击，那律师制度中最起码的信任从何谈起？”
黄天时表示，虽然司法部于2017年7月颁布了《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取消了律师会见的人数限制，一名律师也可以单独会见嫌疑人。但为了自我保护或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还是两个律师一起会见，或者由律师带助理会见。“这样既能主动接受监督，也能互相作证。”黄天时说。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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