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
10月18日，北京市老龄办、北京市老龄协会发布的《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9)》指出，当前北京市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44.3%，这一数据较上年增长了2.1个百分点，直观的表述是每2.3名劳动力抚养1名老人。
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也称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这一数据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指标之一。
长期以来，北京是人口流入型城市，人口红利优势明显。多位专家指出，流动人口的红利优势让北京暂未出现显性的养老危机，但近几年由于北京人口流入受到多方因素制约，流动人口红利正在逐步缩减，未来北京的养老负担会越来越重。
北京已进入深度老龄化
上述《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9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总量上升至371.3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比例上升至17.2%，其中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口的总量较以往上升了2.9%。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告诉《中国慈善家》，从数据来看北京已达深度老龄化状态，且老龄化程度还在逐步加深。
《报告》指出，近几年北京市高龄老年人口在不断增加，2019年北京市百岁老年人首次突破千人。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高云霞表示，尽管当前北京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在增加，但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速度加快，未来北京的老年抚养比会继续上涨，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也会继续加重。
北京市统计局此前发布的人口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871.5万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2153.6万人。期间，2016年曾出现过一次人口峰值。随后，从2017年开始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2018年、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也均在减少。
对于北京的养老问题而言，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并非益事。房连泉指出，“北京控制人口净增，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给北京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减弱。在不久的将来，北京的养老危机就会趋于显性。”
高云霞则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疏解首都功能连带的举措或许对北京养老问题影响不大，“疏解的人口中大多是个体户，也没有在北京缴纳养老保险。”她表示，长期来看，要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压力还是要鼓励大家积极参保，包括农村新农保，让更多的新鲜血液进来。
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明确，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年限满15年即可按月领取养老金。事实上，当前参保的个人缴满15年后便不再缴纳养老保险。
房连泉分析，“人们预期寿命延长了，应鼓励长缴多得。如果平均寿命为80岁，按现在60岁的退休年龄计算，缴费年限和领取年限不对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
如何缓解养老压力？
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将进一步凸显，“不仅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在我国，养老金的构成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通常称为“三大支柱”。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政府兜底的公共养老金，第二支柱为企业缴纳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第三支柱则是个人投资的养老金。
房连泉坦言，近些年第二支柱发展较慢且多是国企参与，当前养老基金支付多是依赖第一支柱。
此前，黑龙江等地被曝出社保基金出现断层危机，引发了公众关于“即将领不到养老金”的担忧。房连泉指出，人口净增的一线城市暂时不会出现此类危机，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保降费政策的推进以及今年疫情的影响，社保基金越来越紧张，如果没有进一步措施，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可能会加速消耗。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曾就缓解养老压力问题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这一政策目前尚未落地。
房连泉告诉《中国慈善家》，延迟退休政策实施难点主要是社会认可度。他认为，鉴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实，延迟退休、延长缴费年限会是未来的大趋势，这两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的冲击。
他指出，“十四五”期间，新业态下流动人口的社保问题越来越突出，要研究出台适合新业态流动人口的社保政策，“十四五期间可能会有相关的政策公布。”
房连泉同时指出，鼓励生育、从人口结构上来改变老龄化问题，是针对老龄化较为长远的解决办法之一。
10月16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参与发布的《健康老龄化蓝皮书：中国大中城市健康老龄化指数报告（2019~2020）》测算，2000年至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从10%提升到34%，比世界平均速度快一倍多。到2053年，人口老龄化将达到极值，届时中国老年人口数预计会达到4.87亿，将占到全球老年人口总数的1/4。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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