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崇明法院房某1、房某2与房某3、房某4遗嘱继承纠纷案

在该案中，被继承人在生前立有公证遗嘱一份，写明了304、305和306三套房屋产权属其所有的份额由大儿子继承。在这之后，被继承人根据另案判决获得了这三套房屋的所有权，随即进行过户登记，将304和305两套房屋登记在被继承人自己名下，但是将306这套房屋售出、转移登记在案外人名下。被继承人过世后，大儿子以兄妹几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主张遗嘱中的房屋所有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被继承人生前立下的公证遗嘱有效，对房屋作了处分，因此，304和305两套房屋根据遗嘱由原告大儿子继承，但是306这套房屋由于房屋的权利人已变更为案外人，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

2015年上海一中院申甲与徐庚遗嘱继承纠纷案

这例遗嘱继承纠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当事人就涉案房屋另行提起的房屋买卖合同诉讼也同样经历了二审程序，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被继承人徐A（以下简称为父亲）生前立有公证遗嘱一份，指定其名下的房屋由其妻子（以下简称为母亲）继承。但是在立下遗嘱5年后，父亲却和女儿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卖给女儿。

针对该房屋买卖合同，母亲另案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在另案提起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系争房屋虽然只登记在父亲一人名下，但事实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母亲一方对房屋也享有权利；父亲和女儿签订买卖合同时没有征求母亲的意见，女儿应当明知房屋属于父母的共同财产、也没有向父亲支付买房的对价，所以女儿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即使如女儿所主张的，房屋是由父亲赠与给自己的，也侵犯了母亲一方的合法权益。最终，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审法院对此也维持了原判。

随后，母亲提起遗嘱继承诉讼，要求按照其丈夫的遗嘱继承丈夫在房屋中的产权份额。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亲立遗嘱在前，卖房给女儿在后，且签订的卖房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可见父亲在生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变更了遗嘱的内容。父亲在生前对其名下在系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对女儿所作的赠与，意思表示明确，理应得到尊重。由此，系争房屋中已无父亲的产权份额，母亲一方不得根据遗嘱来主张权利。最终判决将父亲原有的一半产权归女儿所有，并与母亲按份共有该房屋。

但是一中院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改判的理由是原审法院错误地理解了共有物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法律关系，系争房屋为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父亲作为共同共有人之一，无权处分共同共有物，因此父亲对于女儿的赠与行为无效，女儿未获得房屋一半的份额，而母亲可以根据遗嘱获得房屋中父亲原有的一半份额，因此整套房屋归属于母亲所有，予以改判。

女儿在二审后提起申诉，但上海高院最终驳回了女儿的再审申请，并再次明确，房地产买卖合同并无明确赠与意思表示，因此虽然房屋已经由父亲向女儿进行了过户登记，但缺乏有效的赠与意思表示，赠与行为无效。所以母亲一方有权根据遗嘱主张房屋权利。

2013年普陀法院夏某某与夏某某、张某某遗嘱继承纠纷案

在该案中，被继承人夏某和妻子韩某育有子女7人。夏某和韩某生前立下公证遗嘱，将一套房屋中各自的产权份额均交由7名子女中的5名（即本案中的4名原告，加上被告夏5）继承。在韩某去世后，本案中的4名原告和被告签订协议，约定将房屋出售后，所得的一半房款由5人平分，另一半用于父亲夏某的生活，多退少补，最后剩余的部分同样由5人平分。随后，父亲将房屋出售给被告夏5，出售价为85万元。经查明，该房屋原登记在父亲夏某一人名下，但属于夏某与韩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夏某和韩某立下的遗嘱均有效，对于房产中属于韩某的一半份额，5名子女根据遗嘱继承，协商一致分割房款，符合法律规定；重点是房产中属于夏某的一半份额，这一半属于夏某生前的财产，夏某虽然对该部分财产订立了遗嘱，但是在其生前仍可对遗嘱进行变更，并有权对自己的财产作出处分。夏某生前将房屋出售给夏5的行为使遗嘱处分的房产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应当视为其所立遗嘱被撤销。该房屋目前登记在被告夏5和案外人名下，但是夏某生前并未向夏5主张房款，应当视为其对自己的财产权利（即房款）作了处分，也就是默认同意将房款交给5位子女来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