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签字未盖章的合同盖上公司公章

就能变成合同甲方吗？

近日，拱墅法院判决驳回了一起委托合同纠纷案件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了向被告公司要回已经支付的服务费，竟然在几年前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上，加盖了另一家公司的公章，以证明合同是该公司与被告签订的。法院查明后，决定对其作出罚款。

李某多年经商，手上有多家公司。2019年，李某以A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提供代办融资服务的C公司签订《融资委托服务合同》，由C公司担任A公司的融资代理，而当时合同的甲方一栏里，仅有李某签字，未加盖公司公章。

合同签订后，A公司成功申请到贷款，李某根据合同约定向C公司支付了6万元服务费。

但之后李某认为服务费是按照三年标准缴纳的，而C公司只帮助贷出一年贷款，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要求退还部分服务费用，C公司认为自己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为A公司贷出了款，李某享受了服务，怎么能要回服务费呢？

李某想起了当时与C公司签订的合同，落款只有签字没有盖章，于是“自导自演”了一场官司。

李某擅自在《融资委托服务合同》上加盖了同为他拥有的B公司公章，并以B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想以C公司未能为B公司申请到贷款为由，要求C公司退还全部费用。

庭审中，C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仅有李某个人签字的《融资委托服务合同》原件和服务存续期间李某提供的A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向法官出示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用来证明合同的相对方是A公司而非B公司。

法庭向出庭的B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虚假陈述后果，要求代理律师当庭向法定代表人李某核实事实。

对此李某声称：“当时我是想为B公司贷款，但贷不出，反正A公司也是我名下的，就提供了A公司材料给被告。”并仍坚称其名下A公司获得的银行贷款与本案无关，与被告C公司的代办融资服务无关。

法院认为，根据李某当时与C公司业务员及法定代表人的对话，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某提供的是A公司办理贷款手续所需要的资料，C公司业务员也就开具发票的问题与李某进行了磋商。从这一系列行为当中，足以认定李某是代表A公司与C公司签约的，原告B公司并非合同相对人，无权主张还款，故判决驳回原告B公司的诉讼请求。

同时，因李某向B公司其他股东隐瞒情况，加盖B公司公章后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质询也未如实陈述与本案相关的全部事实，其行为妨碍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故对其作出罚款决定。

李某现已缴纳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

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