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飞跃，没有暴利，没有奇迹。

    从北京坐车到阳信，需要先坐高铁花三个多小时到山东淄博，然后坐上大巴一路向北进入滨州地界，两小时后，还要再坐上40站公交，才能晃晃悠悠到达阳信县的东部大镇——商店镇。

   ‘跋涉’到这里，只是因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在一个农业与人口大省的某个贫困县里，一家关系到当地几千人饭碗的地毯厂，决定大规模引进机器人进行作业。

    这听起来，似乎完美符合《纽约客》杂志在去年11月发表的一篇封面特稿中对‘工厂进入半开灯时代’的设定，也符合各种大会上专家们反复探讨的‘机器替代人类打工仔’的某个典型。

    然而我们在那里看到和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番事实：

    中国民营工厂遭遇的变革，因特殊的中国国情与农村环境，并没有渲染上美国式制造业衰落与工人被迫下岗的悲壮色彩。

    相反，一方面，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们在竭尽全力把自己从车间中挣脱出来，而工厂，则迫切需要在劳动力极度短缺与竞争力低下的双重推动下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在这里，‘被迫’属于中国民营制造企业。

    这家名叫瑞鑫的大型民营地毯制品公司，其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小桑福利地毯厂，后来被现任董事长黄春生等人买下。

    在存活至今的30年里，这家进行了数次体制改革（譬如曾与美国地毯销售商诺瑞合资建厂，方便出口创汇）的民营企业，经历过2010年前后地毯出口交易额屡破纪录的辉煌时期，也遭遇过全球经济进入萧条期后的外贸出口沉重打击。

    但无论企业自身发展如何，它在当地人眼里都是镇上的‘支柱产业’——全镇人口不到5万人，但在地毯厂工作的当地农民，就有至少3000人。

    当然，从商店镇在2018年上旬为自己申报的特色小镇名号——‘地毯特色小镇’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家地毯厂的经济地位。

    严格来说，瑞鑫的工厂并没有建在镇上，而是在离镇中心大概有5公里的小桑经贸园区。在到达镇上后，我只能再次出发，坐上另一路公交，穿过大片麦田、交错狭窄且人烟罕至的小路以及稀疏破旧的砖瓦房。

    ‘经贸园区到了，’公交车司机师傅指了指前方：‘再走几百米就能看到工厂大门，这边做的基本都是地毯生意。’

    就是这‘几百米’，证明了所谓‘支柱’并不是虚话。

    路两旁的许多门头房做的都是地毯印染、分销、运输以及纺织机器一类生意。电线杆上挂着的宣传旗子上也印有‘瑞鑫’和‘扶贫’等字眼。

    而围绕这些地毯生意建立起来的，还有园区内邮局、银行、餐饮等基础设施，其俨然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

    ‘这一片都是我的厂子，一共有14个分厂，你看到的这里只是一部分，地毯仓库在旁边，棉麻纺织厂、光电机器还有数码印花在另外的厂区。’董事长黄春生刚刚到工厂，就带我绕了一圈。

    很明显，这与我曾经拜访过的大型机械制造厂房完全不同。

    入眼的只是一片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平房，厂房与厂房之间的小道上几乎没什么工人经过，院子里显得空落落的，甚至连织机的声音都听不见，安静得有些尴尬。

     这些情形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所谓的‘机器人’可能只是地方在用于宣传‘扶贫项目’的噱头。

    ‘实话讲，我们最鼎盛的时候，工厂里有12000多人，’黄春生大概50岁上下，虽然看起来精明老练，但说话非常直爽，很符合工厂主的形象。

    他点了一根烟，一副对我在想什么完全了然的样子：‘现在人其实也不能说少，3000 多人吧，但真的是很难招到了。’

    根据他的描述，如果是10年前，工厂一招工就会有三四百人呼啦围上来，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需要托关系才能进厂打工。那个时候，地毯厂的工作就相当于一份铁饭碗，比‘公务员’地位还高；

    而现在，经济环境与结构都变了，人口红利一过，有时候要‘求’着人来工厂。不仅仅是他们这一家普通的毛毯厂，‘招工难’已经成为全国各地民营中小企业一个普遍的难题。

    ‘农村的孩子读书读的多了，想法变多的同时，也变懒了，现在换成我们求着他们了。但即便这样也招不到人’，他摇了摇头，像在嘲讽他们‘孺子不可教也’，也像在嘲讽中国的实体经济：

    ‘技术创新、主动把握机遇，智能化革命？哪有那么多好听的话，好听的话都是你们和那些狗屁专家写出来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用上机器，全都是被逼的。’

    ‘做实业做了30年，经历了太多心酸，我们做不了无用功。’

    小说主人公刘钧回国继承了父亲不大不小的旧农机厂，走上所谓的‘自主研发’之路。然而，融资困难重重，各种政策拦路虎，还有业内残酷竞争引发的抄袭风潮，外加高昂的成本投入、人才断层与绞尽脑汁的员工管理……

    制造业的‘江湖’，实在是太难混。

    没有飞跃，没有暴利，没有奇迹。这是所有民营制造企业的根本属性。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还是在贫困县里，人才会来才怪，’黄春生指定的集团‘接班人’，现任总经理周光明看起来比黄春生年轻很多，但据说销售经验丰富，现在主要负责开拓市场。

     他看问题很现实，甚至倾向于‘消极’，直接否定了我提及的‘工厂能否招到技术人才’这个问题：

    ‘现在城市和农村的年轻人都去做销售和互联网了，觉得来钱快，还不累；厂里现在大部分工人都是周边的农民。他们家里有地，同时又在工厂有份活儿干，一个月能挣三四千，暂时还觉得挺划算。’

    的确，在整个工厂里，特别是地毯加工车间内，年轻人的身影并不多。

    走进前扎生产车间（地毯加工分前扎和后序，前扎就是用机枪把地毯基本轮廓织出来的过程），每块高达两米的地毯案板前都有一位拿着电动织枪的熟练工人，他们多数时间都要坐在那里，提着手臂在白色底布上摆动织枪，有时候也要走下台子整理纺锭和纱线。

    如果你靠近毯面，那些远处听起来时高时低的轰鸣，就会变成像缝纫机踏板一样密集的咔嚓咔嚓声，击打出的细碎浮毛也同时散入空气中，被吸入工人的鼻腔里。

    很明显，厂间里大多是女工，而且年龄基本都在 30 岁以上，她们有些戴着口罩和手套，但大部分还是‘赤手空拳’上阵。

    ‘这个活其实不难，但是年轻人吃不了苦！有时候腰也疼，手指也疼，还会变形，’一位正在弯腰整理纱锭的女工脸色不是很好，

    ‘但是让我的话，也不会让孩子到工厂上班，要不读书干嘛，一天站 6、7 个小时，这么多毛，对肺也不好。’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她们都知道公司引进了机器，但却没有任何抵触的表现。但是，与其说是‘不排斥’，不如说是这些朴实的中国工人对机器人的到来没有任何概念。

    一位年龄40岁上下的女工在跟我聊天时明显有些谨慎，但她对纺织机器的形容让人眼前一亮——‘上晚班的工友’。

   ‘哪想那么多，现在本来人就少，而且挺累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能干到什么时候。’另一位年轻一点女工比较热情，

   ‘如果不是犯了重大错误，我们不可能被辞退。机器现在织不了太大的，好像是不能大于 8 尺？’她用手比划了一下。

    显然，《纽约客》那篇文章中‘美国制造工人们对机器的恐惧’，并没有发生在这个中国小镇上的纺织厂间里。

    实际上，这群地毯厂工人们的认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让中国著名导演周浩捧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作品《棉花》，曾向我们清晰地展现出中国纺织行业小人物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

    无论是在阳光下因暴晒而‘崇拜机器’的棉花采摘大叔，河南某棉纺厂因休不了假而哭闹的棉纺女工，还是因订单堆积不得不彻夜赶工的牛仔裤加工小哥，都是中国中小民营制造业的基层参与者。

    他们，都可以被机器打上‘可替代’的标签。

    然而，身在其中的人，无不在盼望让机器解放自己；而身在局外的人，却总是在担忧这些人的何去何从。

    但这绝不能说明‘工人 目光短浅’，仅仅是因为‘未来不代表他们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对很多‘对技术一知半解’的劳动密集型乡镇工厂来说，用工短缺，相比降低成本，可能更为致命。

    尽管一个偌大的前序加工车间可以容纳至少40块3米*6米的地毯案板，但算下来，人工每天的生产效率其实并不高。

    ‘大概平均每个工人每天可以做 7、8 尺的地毯吧，不会再多了。’

    即便在嘴上强调招工难，但无论如何，‘在保证订单截止日期内完工的同时，尽最大可能降低成本’，才最终让黄春生一咬牙拍板进了几台机器。

    他们仔细算过一笔账：一台机器织出来的是12个人的量，白天顶6个，晚上顶6个，而且工人晚上不上班。

   ‘我们找人算了很长时间，用机器之后，投入与产出差不多是1：4，也就是投入1块钱，产出4块钱，不过这个比例现在是达不到的。’

    是的，制造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有着相对漫长的时间差。这也是多数投资者对实体制造业‘唯恐避之不及’的重要原因。

    以这种叫做‘枪刺地毯智能化机器人’的新生产设备为例。在2017年刚开始引入时，一台的价格高达60多万，但即便后来降低了研发成本，每台价格也不少于30万。现在，工厂至少有20台机器在机器在日夜不停地生产订单。

    用黄春生的话来说，‘为了机器，这两年自己的血槽都被清空了’：

    ‘从找到东华大学的团队，再到现在真正用起来，我前后投入了2000多万。我们总说投入产出平衡，但是一两年之内，根本不可能做到。’

    虽然黄春生透露工厂的年度总营收能够超过亿元，但他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否认地毯厂的效益已经大不如前。

    除了不停地往机械设备采购与研发里投入资本，工厂每个月发给工人们的薪水总额也超过1000万元。某种程度上，公司需要肩负镇上的‘扶贫’重任；

    另外，在2017年中旬国家进入历史上环保最严格审查时期后，瑞鑫也在三废处理上砸进去了不少钱，排放成本骤然上升。

    ‘去年5月开始吧，那可真是最严的环保了。我一直都在鼓励管理层和员工，不能停工，任何人都不能倒，大家一起想办法去解决。所以在最艰难的那段时期，我们就真的一天都没停工。’

    而我们也发现，根据天眼查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11月，瑞鑫集团旗下的阳信诺瑞纺织公司曾经两次向工商总局申请动产抵押（动产标注为‘买卖合同’与‘机器设备’）。

    这或许能说明，2015年2月中国工商总局颁布出台的《动产抵押管理办法》，曾给向来融资难，且一度进入破产高潮期的中小乡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了燃眉之急。

    近年来，在经济萧条，以及欧美品牌纷纷将各类代工厂搬至东南亚的大环境下，死掉的民营工厂不计其数。譬如瑞鑫曾经的竞争对手，规模更大的潍坊地毯厂就已经宣布倒闭。

    就是在这种无数与瑞鑫同等规模的中小纺织企业早已被历史吞噬的残酷现实中，黄春生觉得自己的厂子‘能苟活’，已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们的订单现在来看还不算少，毕竟有美国诺瑞销售公司在那里，比较容易出口，而且我们还在北京建立了地毯设计团队。但实话讲，工厂的利润的确是越来越低了。

    物料人力成本肯定是随着年份逐渐增长的，但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时候你产品价格却不得不调低，甚至要先放货，然后再收款。

    招不到人，效率又低，人家觉得你产能不行，没有竞争力。一旦没有竞争力，必死无疑。’

    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即使短期内投入与产出再失衡，机器也成了‘为工厂续命’唯一且最好的选择。

    不过，作为一位60后的‘土老板’，黄春生引入机器人织毯的想法，是被‘顺带’引发的。

    ‘东华大学做纺织方面的程序在业内挺有名气，我们一开始找到他们是因为做 ERP（一种生产管理系统），现在工厂都在做系统改造，最后我们才聊到了“机器人” 这个话题。’

    在接触中，黄春生发现东华大学机械制造学院正在做织毯设备的算法研究与商业项目，就想试试能不能合作自动控制织枪的定制设备，毕竟自己的工厂真没这方面的人才，也招不到这类人。

   ‘我们是真没人会做，那研发别人做，我只提需求还不行？一开始想的是，他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弄一个程序，两边再一起搭个硬件框架，听起来可行呀。但最后真没想到会这么难，这么费钱！’

    道理是这样没有错，因为我们在厂间里看到的机器人基本操作原则，与他的这番描述没有什么两样。

    与人工前扎加工车间相比，机器人呆的平房要小上数倍，但却明显感到宽敞透气了许多，因为只有5名机器操作工人与8台‘机器人’在进行‘作业’。

    每个机器人身上都安装有多个枪头同时在底板上进行‘敲扎’，它们按照一定的轨迹把地毯图案中像‘花朵’‘太阳’等细节图形的边缘勾勒出来，然后再逐渐填充完整。

    这个顺序很像小孩子学画画的步骤。

    很明显，这里的工人看起来也更闲适一些：他们大多时候只需走来走去检查机器枪织的图案效果，或者检查枪头是否被线缠绕；

    也会偶尔查看一下机器人旁边的操控面板，输入几个数字。只有在换纺锭和纱线时，才需要弯腰工作。

    当然，这里的温度和噪声，也都要比人工车间里‘温和’许多。

    其实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设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机器人，它们更像是‘被大型机械臂夹着的多根织枪，在白案上并肩作战’。

    或者更直白点，这就是一种从若干年前就开始流行的工厂自动化改造形式，并没有用上像深度学习等更时髦的技术和理念。（其实除了高度自动化的重工业，棉纺等行业也陆续通过了自动化改造 ）

    只要操作工人或者设计师预先输入一套设计好的地毯图案，并为每一个色块标好数字，设备就可以按照‘图纸’自动在白板上填充色彩。

    ‘如果真这么简单，那咱国家的很多乡镇企业早不就做了？’实际上，整个‘实施’过程，让黄春生放弃了三次以上。

    机器织毯机研发中的无数次失败时常让黄春生暴跳如雷，有几次干脆向东华大学及厂内项目组发出过‘放弃’和‘暂停’的 指令。‘我好几次都说不做了，是真的不想做了，’黄春生回忆。

    通常来说，一块色彩不那么复杂的工艺地毯也至少有6、7 种颜色。如果是熟练工人，就可以按照标好的色块数字直接上手。譬如红色的色块都标1，绿色的色块都标2，织完一块断开线，再织另一块。

    但如果让机器完全按照人的思路走，那就要做到，每次都能在不断线的前提下，把一张地毯上n个区域内的同一颜色型号连贯得填充好并走下来。

    先扎哪里，后扎哪里，机器需要一条基于成本、呈现效果与效率的最优路线。

（图例：设计室的工作人员在计算机上把图案的每个色号都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出来，机器程序会按照给出的标注进行扎织）

    ‘你不可能让机器织毯子，屁股后面还跟着一个工人给每个色块断线。譬如你用红线扎“高鹏展翅”这四个字，你得让机器沿着一条最短的路线，连贯得走下来，这太难了。’黄春生觉得这种活让机器来做，槽点简直数不清，

   ‘大学那边的技术员跟我们做实验断过的线都是成捆的，这还不算上机械自己的故障，枪头磨损。很多时候线头过大不好接线，甚至织出来很多时候不好看也不均匀。’

    除了程序出现的问题，硬件的采购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黄春生对各个零部件的要求更高，最后拍板决定这套设备的机芯就用日本造的，而铝合金框架则来自香港供应商。

    ‘成本高也有进口的原因在里面，不过这轴心控制系统国内产的真的有点悬，后面我们慢慢可能会找一些替换，但是自己用的机器，要想寿命长一点，必须得保证质量。’

    就这样，从设计硬件架构，再到软件系统，整个研发过程，黄春生把‘宝’压在了东华大学的团队身上。后者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外包的技术供应商。

    一方面，作为地方民营工厂，工程人才的严重紧缺和断层不言而喻；而另一方面，东华大学在纺织机器人研发方面具备了学术与商业化的双重经验。

    在与东华大学取得联系后，一位机械制造学院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表示，学院已经早已有了可以承接业务的机器人公司，很多研究成果都已经商业化。

    ‘不只瑞鑫一家，其实很多南方的地毯纺织厂也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正在引用这种类似功能的机器人。’

    此外，我们搜集到的国内涉及枪织机器人轨迹算法的主要学术论文，其作者也基本来自于东华大学机械制造学院。

    在论文中，他们找到了为机织图案进行自动规划与轨迹生成的方法，而‘颜色量化与聚类’，‘边缘检测’与‘轮廓跟踪’，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几个步骤。

    通俗来讲，东华大学更像是为机械臂找到了一种类似 Uber 计算最优拼车路线的路径选择方法。

    举个例子，在算法被执行的过程中，颜色A所在的8个不同区域，都会被算法标记出色块轮廓边界的‘起始点’与‘终点’。而织头每到一个点，就会划出合适的半径进行螺旋式填充，直到把同一个颜色的8个区域色块全部填满。

    ‘理论上讲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在每个不同面积的色块上选择起始填充点与下一个候选填充点，毕竟每一个色块都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

    但是论文，仅仅只能证明算法的可行性，而‘现实中最难的地方’，就是软硬耦合完成后那些让黄春生大动肝火的工程性细节——有上面提到的关于机器本身的问题，当然，也有团队内部对产品成本的分歧。

    ‘我们飞去东华大学好几次，他们也来工厂里检测过，双方也因为材料和价格闹过矛盾。他们会觉得我们有点吹毛求疵了。但我们用机器，东西做的不好效率再高有什么用，再说用人也能勉强应付工期呀，何必再费这么多功夫呢？’

    不过总归是暂时熬过来了。

    在经过各种摔摔打打后，厂房里几十台在织布上‘手指翻飞’的机械手臂，已经不是那种只能在参观时才晒出来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正在生产美国几家大型超市几百份订单的‘金刚钻’。

    ‘眼见为实！你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些开着的机器，都是在生产订单，昨天刚有一部分交货。我们没那么多时间演戏，只想尽可能把花出去的钱快点儿收回来。’

像图中这种尺寸较大的地毯，机器暂时不能生产

    但是，就像黄春生说过的，他们可以信赖机器，与机器分摊责任，但经过这一段折腾，机器在他们眼里其实还没有‘太大的本事’。

    如今这20多台机器，其实只是能应对海外市场中档地毯的部分订单，这在某种程度上既与地毯的手工艺品属性有关，也与客户需求及技术能力有很大关联。

    ‘很多客户就是指明要手工地毯，这倒是其次，机器目前只能织那种小于2.3*3米的中档地毯。因为图案的复杂性与枪头同时织布的数量有关，而尺寸太大的话，机器也挪动不了。’周光明解释道。

    因此，像杭州G20峰会定制的巨型地毯，只能靠瑞鑫厂子里的工人先一块一块织出来，再最后拼接到一起。

    ‘其实工人织多大的都行，但运输很麻烦，所以五星级酒店大堂或者会展大堂用的那种地毯，都是先分成无数块，但这也比机器人织的大很多。’

    但无论是尺寸还是复杂程度，对于机器人来说肯定有升级的空间，不过有几道加工工序是机器人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这些工序都必须由后序厂间（为织出来的地毯做进一步加工整理）的工人一步一步完成。

    挂胶、熨烫、裁剪、包边……在高温高湿的后序车间，没有一个步骤是机器能做到的。

    挂胶工人们需要把毯子清理干净后，用刷子把胶体一道一道涂抹在毯背上，这种技术要掌握‘火候’，不能厚薄不均，也不能涂出布边，更不能有漏胶。这些机器可能连碰都碰不了。

    而熨烫、裁剪与包边，也都需要工人或跪或趴在毯面上‘慢工出细活’，这些工作不具备批量完成的特性。

     ‘后序车间的工人可能会更辛苦一点，’后序厂间的负责人正在检查地毯的包边完成情况，他觉得机器如果能把后序的步骤解决，才是真的神奇，

    ‘我们真的巴不得这些问题让机器解决。’

    黄春生觉得，搞研发，给工厂引进新设备，绝大多数是从提升效率，缩短订单交付日期，解决用工难等层面考虑，但其实这里面还藏着他自己的一个私心：

    希望能让新机器，带动整个工厂转变一下旧思想。

    ‘中央提的“新旧动能转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让乡镇的土工厂转变一下思想。譬如你看大家都提互联网思维，我觉得这也很适合乡镇工厂，要求我们服务也要跟上；

    那使用机器人，搞数字化，就是要让工厂所有人知道，我们求变的速度也要加快。产品迭代快，跟得上消费理念。’

    从一位贫困县里的实业家嘴中听到‘互联网思维’，已经让人感到有些新奇；而当工人们打开仓库大门时，我们能明确感受到互联网思维与数字化革命对乡镇民营企业带来的深刻影响。

    ‘这是北欧风，几何无规则的形状，现在年轻人都好这种风格，很干净简洁。’仓库里，所有地毯都是按照不同风格进行了分类存放，他把一些城市里年轻人喜好的品类，都挂在了显眼的位置，

‘当然也有阿拉伯风和中国风的，还有煤老板喜欢的金碧辉煌风格的，不管怎样都得按照客户机市场的口味来做地毯。’

    追赶互联网与智能化风潮，学习互联网思维，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对于一家小镇上的地毯厂来说，做到这些实属可贵。

    然而，对于整个中国乡镇民营制造行业来说，这些还不是活下来的充分条件。

    落后的家族管理方式，微弱的品牌意识，粗放式经营产生的环保问题，政策短视以及贸易壁垒，都是目前这个群体难以跨越的重重关卡。而一些局内人已经看到了，并在挣扎着做出一些改变。

    但让人叹息的是，在一个被消费思维所湮没的社会里，他们就如同远古的遗物，只能顺应非实体化构筑的新型宇宙，或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实体经济做一块默默无闻的瓦片。

有人说，制造业这个行当里绝无理想主义者。但黄春生却认为，‘能在制造业呆住，就已经算是一个可靠的理想主义者’。

    ‘民营企业的存活率只有2.4%，30年过去了，我们活下来我觉得很骄傲，不过也有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后就倒掉了。很多时候这也不是什么效率或者产品可以决定的，到头来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可能只剩下精神。’

     临走时，工厂门口的警卫大叔还乐呵呵地送我出大门。我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 ：

    ‘现在就是跟着工厂过日子，工厂不倒我就在这里。工作也没啥可辛苦的，过得也就这样。那环保局三天两头过来查排放，我们都得一起竖着耳朵，跟着一起着急呗。’

     的确，敢做实业，愿意耐得住性子，并敢主动寻求改变，也是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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