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痛仰乐队主唱高虎通过经纪人找到牟頔，接受了邀约。
牟頔是米未传媒的联合创始人、CCO，当时正筹备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导演一个月前邀请痛仰参加，高虎认为节目方案有趣，答应好好考虑。
这次，高虎直白地告诉他们：“你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能没有痛仰，我们得去当铺路人。我们来了，对年轻乐队会是一个鼓励，可能会让更多人参与进来。”那时，节目正处于乐队邀约的初期。
在一年的筹备期里，牟頔和团队咨询了沈黎晖、贾敏恕、臧鸿飞和丁太升等业界资深人士。他们纷纷开起玩笑，建议牟頔不要碰这个题材，太难了。节目播出后，主持人马东同样提到，乐队长期不被看见，尤其是占据乐队主体的摇滚，沉寂太久了。
2019年夏天，集齐31支乐队的爱奇艺《乐队的夏天》（以下简称《乐夏》）口碑持续走高，截至7月中旬，豆瓣评分已升至8.7分，并登顶微博综艺榜TOP1，相关话题累计阅读量超220亿。时针倒回十年前，很难有人相信，乐队和独立音乐人会想登上一档综艺节目。
十多年前，怎么能想象独立音乐人会上综艺？
爵士组合Mr. Miss上过多次综艺节目，体验可谓“爱恨交织”。在吉他手杜凯的印象中，独立音乐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把这类平台视为好机会，因为它们的本质是娱乐综艺，而非音乐平台。
“中国开始有选秀的时候，我相信有追求的音乐人绝对都是鄙视这件事情的。2004、2005年‘超女’那时候，怎么可能想到独立音乐圈的人会跟这些有关系呢？我们这些人抗拒了十年，终于自己也走上这个平台了。”杜凯向南方周末回忆。
Mr. Miss上一次参加综艺节目是2014年。杜凯形容，那次的体验有如“噩梦”一般：一些觉得自己是艺术家的人，上节目就像耍猴、演戏。他开玩笑说，赛后他们用五年时间“疗伤”。
前期沟通时，杜凯直接告诉《乐夏》制作方受不了背词，对方答应了。对他们来说，《乐夏》已经尽量照顾参赛者的情绪了，舒适度较之前的选秀节目高出许多。
然而，《乐夏》毕竟是一档真人秀。“在真人秀里，人是被观看的，你的命运被观看，这无法改变。如果不这样，节目就不好看，不好看就白上。在短短几天里，你会经历命运的波折，巨大的名利诱惑，对人来说很刺激也很消耗，其实非常不享受。”杜凯说。
不仅如此。在黄燎原的记忆中，1990年代，摇滚乐手连电视都不能上，摇滚受电视台歧视。他做过唐朝、何勇、二手玫瑰等重要乐队的经纪人，如今又推出九连真人，亲历了中国摇滚近三十多年的沉沉浮浮。他认为摇滚人不能再自视清高，相信商业可以为摇滚服务。
1990年代中期之后，摇滚乐慢慢沉寂。越来越多摇滚乐流派出现，但没有市场和演出机会，也没人推广。“所有这些艺术门类，其实一出生就跟商业密不可分。特别简单，假如没有美蒂奇家族资助，哪有伟大的文艺复兴？那时候有供养人制度，皇帝和贵族们都会供养一些他们认为好的艺术家，使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可以传承下来。”黄燎原对南方周末说。
2004年，黄燎原策划了载入中国摇滚乐史册的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他幸运地遇到一个可以满足所有要求的投资方。在他看来，愿意赞助摇滚乐的那些人和摇滚乐人同样具有先锋的观念。
刚到演出现场，每走一步就尘土飞扬。黄燎原咨询当地百姓什么植物长得最快，大家都说麦子。他就向投资商提议种麦子，对方欣然答应，演出时麦芽就长出来了。还有一次，彩排时灯一开，几万只蚊子飞起来，他又提出灭蚊。这次，对方请空军的飞机过来洒药。
黄燎原非常清楚，中国摇滚乐要有出路，就得拥抱主流市场。他同样珍惜边缘化阶段，他们因此保有着先锋性：“从内心来说，我希望摇滚主流化，我们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事业可以有一个进展。但是毕竟小众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对这段时间会有一种怀念，但也只是怀念。”
在中国，反光镜是较早主动尝试“破圈”、拥抱商业化的乐队。他们给牛奶做过电视广告配乐录音，2017年还客串电视剧《我的！体育老师》，饰演剧里的反光镜乐队。
“我们觉得中国摇滚乐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商业化，所以不想盲目否定它，应该像西方一样真正让摇滚乐商业化，最起码可以让很多年轻人的父母认为这是一个正当行业，不是不正经的工作。”反光镜乐队贝斯手田建华说。
拥抱商业更彻底的是花儿乐队。“我觉得大张伟挺明白的，他就是选择市场，但是不夸大他的崇高性，这是一个市场经纪人的基本修养，但很多人没有。”文化研究学者白惠元说。
《乐夏》获得成功，促使乐队文化和摇滚何时“出圈”被广泛讨论。“借用崔健的一句歌词——‘进进出出才明白是无边的空虚’——我就不喜欢混圈子，一直处在边缘状态也挺好的。”音乐人洪启认为，“出圈”并不重要。
我们本是音乐圈里的弱势群体，还要淡泊名利？
1998年圣诞夜，在北京著名演出场所嚎叫俱乐部，老板吕玻组织了一场圣诞派对。朋克乐队反光镜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很多乐队参加演出，“无聊军队”的四支乐队压轴，前一年刚成立的反光镜乐队是其中之一，给他们暖场的是初出茅庐的花儿乐队。田建华记得，当天人满为患，来了两百多听众，崔健等名流云集。
反光镜乐队觉得自己要火了。1999年9月，反光镜参与的朋克合辑《无聊军队》举行了首发式，地点选在北京乐迷的圣地——“JJ迪斯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们也没挣到什么钱，什么都没有。”田建华说。一同压轴的另外三支乐队，后来陆续解散了。
“该上班的上班，该开公司的开公司，该赚钱的赚钱去了，都得生活。”田建华说。
黄燎原认为，国内独立乐队境遇的改善，音乐节居功至伟。2004年8月的贺兰山摇滚音乐节，舞台幕布上写着硕大的九个字——“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同年10月，第五届迷笛音乐节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举办，首次走出迷笛音乐学校的校园，之后摩登天空、草莓等大大小小的音乐节在全国遍地开花。国内音乐节市场的繁荣，令乐队们慢慢看到希望，终于有饭吃了。
对许多新生代乐队来说，“豆瓣音乐人”这样的流媒体平台是他们职业生涯的起点。Mr. Miss、葡萄不愤怒等乐队最初都以此为更多听众所知。在乐评人、作家韩松落的印象中，2010年以后，随着在线音乐平台渐趋成熟，乐队演出环境和资源都在好转。
如果没有流媒体音乐平台，杜凯很难想象靠爵士乐养活自己。唱片公司可以垄断听众的视野，也会令音乐人更被动。他们写完歌，寄小样给唱片公司，然后石沉大海。
而在田建华的印象中，反光镜乐队成立多年，大部分乐队都还想投奔唱片公司，让公司帮助运营。除了写歌排练，乐队只能等待。“等着别人找我演出，或者我跟别人凑一场演出，他们甚至没想过巡演，或者自己去做专场演出。我们2004年开始巡演，之后五六年大家还都不太知道这个，2008年左右才有更多乐队开始。”田建华说。
2001年，反光镜受邀赴美演出。在这个摇滚乐发达的国度里，他们感受到许多非职业化年轻乐队平素工作，周末排练、演出的氛围，觉得很酷。他们也亲眼见到专业乐队，拥有巡演经纪人、助理，演出设备的搭建、调试等整个过程都非常专业。音乐从制作到推广，形成健全的链条。回国后，反光镜就试图更独立。1999年签约嚎叫唱片，中间签约飞行者唱片，直到2017年成立独立工作室。
唱片公司需要层层审批，乐队不能充分享受资源，让他们最终决定自立门户。但多数年轻乐队还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条件以成立工作室。音乐人洪启向南方周末解释，音乐圈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他周围的音乐人大部分过得很一般，做乐队很难来钱，尤其摇滚乐，上音乐节是唯一出路。
“在南方如深圳这样的城市，做拷贝的乐队活得能好一些，但也就是糊口和温饱而已。”洪启说。
《乐夏》筛选了近300支乐队，31支最终出现在节目中，大多乐队依然没有被看见。在节目中，因为鼓励粉丝投票给Click#15，以增加自己晋级的几率，许多网友指责Mr.Miss乐队“吃相难看”，称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怎么表现得那么机关算尽，那么不淡泊名利？
杜凯的思考是，大众不会要求弱势群体要有吃相，但对有着北大“学霸”、金曲奖得主等光环的Mr. Miss来说，观众会期待他们淡泊名利。
“爵士乐没有什么平台。即便我们得了金曲奖，演出机会还是很少，所以我们非常珍惜曝光机会，我们长期以来在小众音乐的钳制之下。我们觉得自己是名利场、音乐职场上的弱势群体，是顾不上吃相的。”杜凯很委屈，“我们的自我定位是‘分母音乐人’。你知道我们之前几年多惨吗？我们的第一首歌被剪到几乎没有，我们只想唱一首歌被大家听到，连这个都没有做到。”
2016年，Mr. Miss获得第2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但他们没有期待因此“破圈”，一炮走红。他们发现，其实自己也不太了解前几届金曲奖的获奖者。杜凯每年都关注格莱美奖的提名和获奖名单，发现名单很长，连他这样的从业者都无法完全了解得奖者，普通听众就更难。
Live House涌现，也被许多人视为新生代独立乐队获得新生的重要途径。但他们仍然需要面临门可罗雀的窘境。Mr. Miss主唱刘恋记得，2016年发行首张专辑《先生小姐》后，他们的长沙巡演只来了八个人，她吓到了。因此，现在他们对巡演非常慎重，只敢去一些可能有票房保证的城市。
一件很酷的事情，乌托邦一样的理想状态
在学者白惠元眼中，老一代乐队和新生代乐队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还试图进行某种批判，相比之下，今天很多独立乐队的作品里，更多传达自己的情绪感受。
“你不能总在讲一些感受。像盘尼西林的歌，说自己邪恶、黑暗、群星闪耀什么的，用了一堆形容词、排比，毫无意义，只是在分享私人感受。我觉得感染力应该来源于一种有刺痛力的表达。”白惠元注意到，刺猬和新裤子的歌词放弃了很多描述性的形容词，转换成叙事性内容，因而更加动人。
音乐人洪启怀念“黄金年代”。“那会儿多有气质，音乐多有内涵和分量。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好，是他们没有那个时代文化挤压和冲撞的环境造成的动力。”洪启说，当时很多摇滚音乐人都有过因留长发被家庭和单位扫地出门的经历。
在中国摇滚乐发轫阶段，黄燎原确实观察到对父权和家庭的反叛。“1990年代，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留学生叫苏珊娜。她说，西方摇滚乐是基于对传统、父权和家庭的反叛，你们中国的摇滚乐基于什么呢？中国摇滚乐其实有一点平地惊雷的感觉。你要说反抗什么音乐传统，中国没有这种音乐传统，所以只能是对家庭、父权的反叛。”黄燎原说。
“坏蛋调频”创始人王硕认为，今天的乐队不再愤怒和反抗，是因为大家普遍生活过得太好了。“我们当年说的那些反抗，无外乎是抱怨自己的生活没有《海外文摘》上写的外国生活好。我们这些成长在1980年代的人都过过缺衣少食的日子，但这些问题年轻人都不需要面对。”王硕向南方周末形容。
95后朋克乐队葡萄不愤怒阳光明亮，但主唱小臻认为他们不是不“丧”，而是“笑着丧”。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没有那么多衣食住行上的愁，更多是对于自己精神世界的追求。有一些人感觉到迷茫空虚，这其实就是当下年轻人的现状。其实我们的作品也映射到年轻人这一块心理，但是我们用一种明亮的方式。”小臻说。
有些评论认为，新生代乐队的作品普遍缺乏公共性或关怀。王硕并不认同：“哪首歌我都能看出公共性。旅行团乐队翻唱的《氧气》，氧气是不是公共话题？海龟先生乐队翻唱的《男孩别哭》，男孩是不是公共话题？哭泣是不是公共话题？”
而在作家韩松落的记忆中，1998年之前，摇滚乐多少带一点“土”味，城市形象在作品里很模糊。很长一段时间里，崔健甚至被视为西北风的代表人物。1998年之后，城市作为重要议题进入创作，乐队成员的来源、趣味和风格都出现城市化，变迁过程恰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同步。
在《乐夏》中，许多乐队成员都有本职工作，音乐是副业，这也构成新生代乐队和老一代的区别。流行音乐研究者王黔认为，乐手有其他工作不是新鲜事，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西方音乐人在有其它工作的同时，愿意尝试多元艺术形式。在他看来，如果其他工作提供经济保障，其实有助于音乐的纯粹性，音乐人能更少妥协。
“因为你有自己的营生，才真正融入大众，可以把996生活的感受融入到周末的创作中。”学者白惠元认为，业余做音乐的模式会是未来的趋势。
九连真人乐队的三位成员里，主唱阿龙是家乡河源连平县的美术老师，小号手阿麦教音乐，贝斯手万里做器材和舞台设备租赁。阿龙认为，老师这份工作会是自己的创作源泉。
“从我个人来说，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连平多待一阵。我跟他们说，如果没有外力影响，你们一直在那儿教书，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是乌托邦一样的理想状态。”黄燎原说。
这就是本土摇滚的遗产， 他们完全继承了“土摇”
2016年5月9日晚间，在“中国乐势力——摇滚30年”北京站演唱会上，葡萄不愤怒在后台望着那些在中国摇滚史上举足轻重的前辈，心潮澎湃。被艺术总监、郑钧乐队吉他手姚林选中的他们是全场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乐队，也是唯一一支新生代乐队。
“你会对他们非常尊敬，他们坚持了这么久。从上一代人那里，感受到的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坚持。”主唱小臻说。
上一代音乐人总是带给新生代乐队音乐启蒙，小臻的少时偶像是周杰伦，九连真人主唱阿龙是Beyond的粉丝。田建华第一次受到摇滚冲击在初中，他在同学家里听到崔健的磁带《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唱歌呢？这老爷们儿唱的是北京话，但是发声方法跟以前听到的所有港台或内地的唱歌方法都不一样，特别有劲。”田建华回忆。
以崔健、“魔岩三杰”等人为代表的摇滚乐“黄金年代”，仿佛一个遥远的神话。九连真人也受他们的影响，但阿龙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编曲从来没有要回归或复制什么年代，或做回以前摇滚黄金年代的作品。如果真的做回以前作品，大家会觉得这个音乐很老，就不听了。只要是艺术作品，一定要放到时代背景下看，不能跳脱出来。你拿二十年前的音乐跟现在的比，我觉得是不行的。”
而对于Mr. Miss，问题不是前人“影响的焦虑”，恰恰相反，国内几乎没有爵士乐传统和资源供他们借鉴。他们探寻过华语流行音乐圈的爵士传统，发现民国时期上海的时代曲领域里，黎锦光、陈歌辛等人尝试过，当代则屈指可数。当代不乏爵士乐队，但出专辑的很少，原创则少之又少。
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摇滚内部存在代际断裂，年轻音乐人的音乐养分很少来自同行前辈，而更习惯于直接定位到西方特定时空下的某种类型音乐。
对此，王硕也不认同。“当年新裤子说开始喜欢摇滚的时候是因为听了黑豹和唐朝，他们的《野人也有爱》也致敬过唐朝。现在新裤子的新贝斯手赵梦，拿起吉他是因为听了新裤子。所以有传承，没有割裂啊。”王硕说。
而在白惠元看来，九连真人的横空出世就是代际延续的体现。“像唢呐这样的配器、小镇青年的特质、客家话自带的土气，还有他们作品里的那种悲凉感、慷慨和豪迈，都提醒我，这就是本土摇滚的遗产，我觉得他们完全继承了‘土摇’。”白惠元认为，脉络没有断，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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