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傍晚，王星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阴性。她当晚就搬进了宿舍，只有一位室友在。王星放下行李，自我介绍，“我是湖北来的，但是我很安全”。室友摆摆手，“我不介意。”
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居家隔离后，3月24日一早，湖北人王星（化名）从宜昌坐大巴回到了工作地广州。
一下车，湿气和热度便扑面而来。这座久违的南方城市，大榕树已经抽出了新芽，红木棉也开了，往来的行人都换上了短袖和薄衬衫，只有王星还穿着厚厚的卫衣。
她去年大学毕业后，便留在广州。现在在一家工程公司做文件资料员，大多时候，跟着不同的项目在国内外出差。1月9日，王星完成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工程后，回到了老家湖北宜都市。
按照原本的计划，王星会在家休20天的小长假。等过完春节后，返回广州开始新项目。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假期“延长”了两个月，无法复工的这些天，她也断了收入。
直到3月15日，王星所在的宜昌市全域被列为低风险区。宜昌开始启动“点对点、一站式”输送外出务工人员。
王星也等来了复工大巴。3月20日上午，公司领导告诉她，将包车到湖北各个城市接员工返穗。只要在当地开好离鄂证明和健康证明，就能返工。
3月25日零时起，湖北省武汉市以外地区开始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截至3月26日，宜昌市已输出劳务人员29.3万人。被“封城”按下“暂停键”的湖北重新重启，在外务工的湖北人终于踏上复工之路。
两个小时办好了所有证明
3月20日，王星终于接到可以回广州的消息。
在老家村里隔离的这段时间里，她日常生活就是上网，刷微博、抖音，看娱乐节目。外面已经“封村”，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出村的路口都垒起了石子和土堆，还有专人把守，喇叭整日循环播放着防疫的注意事项。每天，王星都要向村里汇报自己的健康情况。
她正处在两个项目之间的空窗期，工资是按天计算，不能上班，也就没有收入。好在亲戚种了蔬菜、养了不少鸡和猪，吃喝都不成问题。
公司给她发来一份复工证明，上面写着“因为工作需要，需要召回该名员工”，安排她3月22日从宜昌出发。
在两天的时间里，王星需要拿着这张复工证明，依次到村委会、镇上和市里办理离鄂证明、健康证明。
家人担心来不及，姐姐马上就开车载她去了村委会。村干部查看了王星的复工证明。这几天，已经有不少村民来办理了手续，村干部熟练地复印了王星身份证件存档，翻出她登记的每日健康记录，核实她连续14天没有出现症状、接触感染者后，便开出了一份健康证明和离鄂证明。
拿到证明后，到了镇上和市里，程序便简单了很多。王星发现，每个办证点都排着长长的队，但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核实证件，有的负责盖章，有的负责签字。从王星出门到办完手续，只花了两个小时。
一切都办妥后，公司在内部公布了一份返穗的湖北籍员工统计表，这些员工都来自被划为中、低风险区的城市，计划在3月22日出发。王星仔细查看了名单上的40多个名字，发现宜昌人占了四分之一，她有点吃惊，“以前没想到这么多老乡都是同事”。
马上便要出发了，姐姐依旧有些担忧，告诉她，有一辆从湖北到外地的返岗大巴，已经快开到目的地了，却没被允许进城，司机又载着一车人回了湖北。
王星说，她相信公司会安排好。眼下，她更担心的是要坐将近20小时大巴，而她从小就晕车。
辗转的返穗之路
3月22日临出门前，父母又一次叮嘱她，在车上要戴好口罩和眼镜，不要乱摸东西。还唠叨说，“要是能找到湖北的工作机会，就尽快回来，最好以后不要再出远门了”。
王星一个人前往集合点，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拉杆箱和一个双肩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物。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姐姐专门给她买了一瓶免洗洗手液，也被塞进了包里。
集合点在宜昌东站附近，王星下了出租车便看见，已经停着两辆粤A牌照的大巴，车身挂着写有“点对点返工大巴”的红色横幅。十几位同事陆陆续续都到了，大家小心翼翼，和其他人保持着一米以上的距离。
有宜昌政府的工作人员来登记，要求每个人出示手机里的湖北“健康码”，显示为绿色的才能放行。
上车之前，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医护人员就站在车门口，挨个用体温枪给大家测温。
上了车，王星看见大巴上，除了司机外，广州来的医护人员，还有一名公司派来接他们的领队。
她选了一个中间的座位。这辆车上，只有九个人，大家都坐得很分散。出发前，医护人员叮嘱他们，如果途中下车上厕所、吃东西，再上车时不但要测体温，还要使用免洗洗手液洗手。
载着十几名同事，两辆大巴启程了。当天宜昌的气温高于20℃，车上很闷，混杂着一股难闻的机油味，王星把口罩捂得更严实了些，开始睡觉。
大巴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刚到荆州地界，却突然停了下来。领队说，他接到电话，上车前有个男同事体温37.5℃，高于37.2℃的正常标准，被带去医院做核酸检测。现在，这辆大巴需要先返回宜昌，等他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后，显示正常才能继续走。
车上的人都很吃惊，他们并不知道有人上车前被拦了下来。医护人员赶紧站了起来安抚大家，“可能是今天天气热，那位男同事穿得比较多，所以体温才高了一点”。
王星仔细回忆了上车之前的场景，她在排队时远远地看到过那位男同事，穿着很厚的毛衣和外套。
两辆大巴车绕了一圈，又拉着他们回到了出发点。王星和同事们被安排住进了酒店，参照集中隔离的标准，每人住一个单间，可以下楼取外卖，但不能去别的房间串门，也不能出酒店。
酒店的条件很好，有电视、沙发，和一面大大的落地窗。但王星一整晚都没怎么睡好， “要返个岗怎么会这么难？”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王星就起床了，这是她放假这么久以来起得最早的一次。王星收拾好行李，在外卖软件上点了一碗热干面、一杯豆浆。
吃早餐时，她听见外面传来喧闹声，似乎有很多人都在街上。后来她才知道，是福建支援宜昌的医护人员在撤离，市民都自发上街去送他们。这座城市即将正常运转了。
中午，同事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阴性。王星终于接到重新出发的通知。她再一次回到大巴车上，但没有再见到那位体温偏高的同事。
一路上，王星睡得很沉。她怕自己会晕车，不敢玩手机，也不敢吃东西。
大巴即将行驶出湖北时，又停了下来。他们要在湖南的关卡处接受检查，所有人都下了车，工作人员仔细查看了每个人的离鄂证明和健康证明。
王星看见路边有几朵黄灿灿的油菜花，远处的小山坡上，种满了长着紫红色叶子的树。她觉得好看，掏出手机拍了下来。她终于可以走出湖北了。
“我是湖北来的，但我很安全”
在车上颠簸了将近20个小时，3月24日早上六点半，大巴到达终点站广州，停在黄埔区的一个广场上。有两辆七座的商务车已经在此等候，要把他们送到公司附近的隔离点。
在车上，领导告诉他们，只是暂住隔离点，下午会带他们去做核酸检测，只要结果是阴性，就可以搬到到宿舍区，开始工作。
隔离点是一栋老房子，公司给他们每人分配了一个一居室。王星进去一看，里面只摆了一张铁架床，没有床单、被套、被子，也没有其他生活用品。
要吃饭的时候，已经复工的同事帮忙在食堂打好饭，从门缝里递进去。一份饭10块到15块不等，一荤一素两个菜，费用自理。“同事知道我是湖北人，还专门给我打有辣椒的菜。”
有负责后勤的同事来接王星，要带她去村里办理登记手续。王星有些忐忑，尽管已经顺利回到了广州，但本地人对她的态度会不会不好？会不会歧视她的湖北人身份？
两天前，王星的哥哥从湖北到其他城市复工，去社区登记时，周围的人一听说他是湖北来的，就立马站得远远的，让他很不舒服。他向社区的人出示了健康绿码，但他们依旧要求他在家隔离14天。
王星害怕自己也会有相同的遭遇。但到了村委会，几个工作人员站在门口，态度很好地给她测了体温，登记了姓名、工作单位、住址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叮嘱她注意观察自己的健康状况。
临走前，一位女工作人员特意对她解释，“我们登记这些信息是工作上的要求，不是针对湖北人，更不会歧视湖北人”。
从村委会出来后，同事接着带她去附近的检测中心做核酸检测。医生拿着一根咽拭子培养管，将加长的棉签，伸进王星的咽喉，沾了几下就抽了出来，全程只花了一两分钟。但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对王星来说却格外漫长，“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想要上班。”
这次疫情也对王星的公司造成了冲击。王星说，这类电站承建工程的单位非常依赖线下作业，年后工人不能及时返岗开工，会蒙受很多成本的损失。而工程无法按时完成，也会对后续的收益造成影响。
更大的冲击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停工后，公司国内的一些项目刚刚开始恢复，国外的疫情又汹涌而至，海外项目又不得不停了下来，许多外派的员工也还滞留在当地，无法回国。
王星不知道这次疫情对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但她想，只要自己现在没收到任何降低工资、福利或是裁员的消息，那就说明一切都能挺得住。
3月26日傍晚，领导告诉王星，她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阴性，可以马上搬进宿舍，第二天就能开始上班。
王星当晚就搬进了宿舍，这是一间活动板房，上下铺，每间住四个人。有三位室友，分别来自广东、湖南和内蒙古。
只有一位室友在。王星放下行李，自我介绍，“我是湖北来的，但是我很安全”。室友摆摆手，“我不介意。”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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