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负债表是直观了解一家企业经营状况的报表，而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就是“家底”。
自2011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晶、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副主任常欣等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为研究课题，力图全面展现中国的资产、负债和财富的“家底”，为分析中国的国家能力、要素配置、财富构成与债务风险等提供了权威依据。
12月26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下称《报告》）发布，集中展现了2000-2016年间中国“家底”的变化。
《报告》指出，拥有较大规模的政府资产净值，并不能保证我们高枕无忧，面对可能到来的“惊涛骇浪”，必须充分估计困难，并做好预案。长远看，不断优化存量财富配置，才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尚有大量改革任务需要完成。
中国净财富全球第二
社会净财富规模和GDP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报告》指出，2016年末，我国社会净财富（非金融资产与对外净资产之和）总计437万亿元，其中，国内非金融资产424万亿元，对外净资产13万亿元。
中国社会净财富水平，相当于美国同期财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我国GDP为74.4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57.2%，亦位居全球第二。这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在2000-2016年间，我国非金融资产由37.5万亿元增长至424.5万亿元，增长了10.3倍；金融资产由53.2万亿元增长至786.2万亿元，增长了13.8倍。金融资产增速显著高于非金融资产，导致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快速上升。
金融资产中平均增速最高的是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平均增速分别为44.2%、26.7%和25.2%。《报告》指出，这三项资产的增速领先和占比提高，反映出我国非银行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金融结构不断优化：基金和保险已成为我国居民储存财富的重要方式，同时，银行表外业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报告》指出，社会净财富的增长来自投资和价值重估。投资来源于储蓄，是总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形成了社会净财富在物量上的增加。价值重估是由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财富名义价值增长。
2000~2015年，我国非金融资产年均增长23万亿，其中68%来自投资的贡献，32%归因于价值重估。企业上市后估值提升、住房价格上涨等是价值重估的主要原因。我国对外净金融资产年均增长1万亿，其中，投资贡献了171%，价值重估的贡献则为-71%。
由于对外净资产用人民币计价，所以，汇率的变化对其产生直接影响；2005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我国以外汇储备为主的对外资产的人民币价格减值。
政府部门持有27%社会净财富
2016年，我国社会净财富的73%归居民所有，剩余27%由政府持有。在影响居民和政府净财富上的分配的力量主要有两股：一个是所有制多元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会降低政府财富的占比；另一个是政府部门掌握的资产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价值重估，尤其是2000年以来大量国有企业上市，增加了政府财富的占比。
《报告》指出，政府部门占有大量社会净财富，是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显著差异。2016年，英美政府净资产均为负，而日德政府净资产占社会净财富比重均不足5%。这既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特点，也体现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性特征。政府主导的经济赶超，积累了大量的政府性资产，这包括国有企业扩张和地方政府大量负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等资产；而公有制为主体，则使得土地等重要资源为政府所有，也导致政府资产规模庞大。奉行公共财政（而非生产建设性财政）、土地私有化和国企占比很小，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政府资产规模显著小于我国的主要体制因素。
从风险维度看，政府部门拥有大量净资产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它使得我们能够有底气地应对风险。但是，从效率维度看，政府直接拥有和配置大量资产，也致经济的整体效率下降。
《报告》建议，长远看，我国需要盘活和重置政府存量资产，这包括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鉴于国有企业股权也是政府净资产的重要构成，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僵尸国企的退出，应是优化配置政府资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足够信心应对债务风险
《报告》指出，仅从债务或杠杆率角度来讨论债务风险，结论可能偏颇。而净财富是应对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需综合考察资产、负债和净财富。
《报告》表示，结合中国的国民净财富数据，在应对债务风险问题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2000~2016年，中国政府负债从2万亿上升至27万亿，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样，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亦扩大至原来的12.7倍。近120万亿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不过，仍有三大因素可能会对政府净财富造成冲击，需要引起关注。
一是未直接计入的各类隐性债务。这包括地方政府大量的隐性债务（按不同口径估算，约在30~50万亿之间）；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政府所应承担的隐性债务（《报告》估算约为25万亿）。
二是政府资产的流动性。我国政府部门净资产中，剔除掉变现能力较差的非金融资产，净金融资产可以达到73.0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股权为52万亿，占政府净资产的44%。政府非金融资产中，政府土地储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规模为23.9万亿，占政府非金融资产的52.4%。总体上，政府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强。
三是资产价格的顺周期性。过去十几年来，全部非金融资产增量中有三成的比例来自于价值重估的贡献；金融资产中的股票和投资基金等权益类资产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其估值水平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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