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全面推进珠三角制造业的升级，成为《纲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中国的两大制造业基地，珠三角相对于长三角来说，轻工业比重更大。珠三角内部不同城市或地区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产业属性和特点。
此次《纲要》提出，要优化珠三角的制造业布局。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培育壮大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加强产业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兼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认为，伴随大湾区规划的进一步实施，珠三角内部的产业融合度将进一步上升。“这其中，香港与内陆之间的连接将进一步增强，无论是对于内陆还是对于香港，产业资源补充的作用都将进一步凸显。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势必会给珠三角的制造业带来显著的影响和改变。”“更加重要的是，大湾区规划整体上是一项基于开放的政策，通过开放倒逼改革，目的还在于推动改革，这是此前的珠三角地区发展规划中不具备的地方”，林江说。
产业对接
在珠三角九市中（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不同地区形成了具备自身特点的产业形态。仅以珠海西岸为例，就有佛山市、顺德区的智能装备制造，珠海市的传播与海洋工程装备，佛山市的节能环保装备，江门市的轨道交通装备，佛山市、中山市和江门市的新能源装备，佛山市的汽车制造，中山市的卫星及应用等，这些地区均聚集了若干优势的产业。
林江以两个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东莞和佛山为例分析，东莞一直以来以外贸加工制造为主，佛山则是内贸主导型的制造业为主。“近几年，东莞市开始向内贸型的制造业着力拓展。而佛山制造业基础虽然比较牢固，但中小企业居多，大企业数量不够，且以传统产业为主，在外部环境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传统产业增长乏力，因此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需求。”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穗港澳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光南认为，珠三角的制造业布局优化的一个题中之义是实现产业互补，在这方面，内地和港澳地区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目前，两地的产业共建业已展开。对内地来说，佛山、珠海、江门等中小城市，作为大湾区内的制造业集中地，可以以内地制造能力弥补港澳地区的“工业空心化”，港澳的服务业能力则可以反哺内地，促进珠三角的制造品的出口，达到扩大内地开放的效果。
张光南说：“以正在探索中的“香港＋佛山”城市合作模式看，产业对接需要找到二者产业中“强互补性”的一面。香港专业服务市场发达，可与佛山的特色产业合作，在“制造＋专业服务”“商贸＋专业服务”中找到落脚点。例如在7大合作方向领域中，香港的对外贸易对接佛山的产品出口，香港的金融创投，则对接佛山的职能制造，香港的专业服务，则对接佛山的海外合作。在两市的11项重点合作项目中，则包括有推进两地离岸贸易合作，建立高端服务示范区，合作共建创投小镇等。”
林江表示，港、澳尤其是香港在未来的融入，赋予了珠三角制造业的“产业对接”以新的内涵。林江认为，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香港可以把资源配置的优势发挥出来，从而珠三角在产业上实现更高层面的对接。
深圳乐智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范瑞峰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可以预见大湾区一体化能够给制造业带来的改变。不过，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于产业链资源的维护上，应该予以更加充分的考虑。
六年前，这家以研发制造教育类机器人产品为主的初创公司在经过考察之后，最终将制造基地落在了深圳。范瑞峰介绍，生产一款用于教育教学领域的机器人，上游供应商多达近百家，深圳及其周边地区在供应链资源、加工生产能力，以及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方面，均具有优势。这是乐智最初选择了深圳的最主要原因。
“相较大陆其他地区，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在营商氛围上，更加市场化一些，这是企业较为深刻的感受。”这位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说，“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政府的服务也是如此”。
不过，对于制造企业来说，丰富的当地供应链资源是最重要的考虑之一。《纲要》对于珠三角制造业的定位，主要聚焦在发展高端制造业。范瑞峰希望，在此过程中，应有一个整体的规划，防止供应链资源流失。
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依据。在过去，因一线城市居高不下的成本，使得制造企业的运营处于颇为紧张的局面。这使得部分制造企业不得不搬离成本昂贵的区域，转向成本更低的地方。
新的期待
2006年，还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汪滔在深圳创办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疆”），此后，大疆成为无人机领域最为人熟知的名字。
林江认为，如果是放到未来，连接香港和深圳的创业故事很可能会更多。原因在于，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后续实施，香港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林江表示，在“十二五”之前，香港从未纳入到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来，如今，高级别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将香港也置身于国家发展大局中，香港的作用会不一样。其中，把香港的金融优势和科创资源能力发挥出来，会是大湾区规划的重要效用之一。
林江提到，在没有《纲要》之前，地方政府倾向于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所属辖区内谋其发展，包括招商引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让珠三角城市（包括港、澳）之间的联合、融合真正成为了可能。
以十年前就开启的“广佛同城”为例。2009年3月，广州市与佛山市在佛山市南海区签署《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协议》及两市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协作、环境保护等4个对接协议，“广佛同城”规划自此正式启动。此后，两市一直试图打破行政壁垒，进行区域一体化建设，但林江认为，十年来虽然两地融合（包含产业融合在内）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成果和当初的预期仍有差距。
在林江看来，城市之间以融合为目标来进行规划的大湾区发展规划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契机。在这一规划下，地方不能再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必须将大湾区作为这一整体来谋划各自的发展。
事实上，抛开十年“广佛同城”不论，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规划亦不是第一次出现。
2010年，经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该纲要规划了2008到2020年珠三角地区的改革发展目标。
九年过去，看起来，全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似乎依然无法避免“规划多、落地少”的疑问。
但林江认为，同为国家规划，中央支持的力度依然有所不同，由此亦不可同日而语。“将港、澳纳入规划中，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发挥制度创新的优势，这是理解新《纲要》的要义之一。大湾区规划整体上是一项基于开放的政策，通过开放倒逼改革，目的还在于推动改革，这是10年前的规划所不具备的地方。”
正因如此，对于大湾区未来可能迎来的变化，林江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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