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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生死线的麻醉医生:请不要叫我“麻醉师”

时间:2019-3-23 8:50:37>跟律师谈谈<

   2014年的小年夜,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里,手术麻醉同意书上,家属栏和医生栏签下了同一个名字。

   大约30平方米的DSA手术室内,外科医生正在准备进行心脏支架手术,麻醉医生给病人注射了20ml/h的丙泊酚,持续泵注,大约三分钟,突发心梗的病人进入深睡眠状态,旁边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护仪上的数字时刻在变化。

   这位快60岁的病人能否舒适地进行手术,并安全醒来,希望全部寄托在他27岁的儿子——负责这台手术的麻醉医生高操身上。

   进行全身麻醉后,外科医生专心施行手术,手术室内的一切异常情况则由麻醉医生应对。高操则盯着监护仪上的所有显示器:心律的波动有没有超过平时的20%,血压的变化有没有超标、输入的液体和尿量比例对不对……除了数值,高操还要时刻关注病人的脸色、嘴唇颜色、瞳孔大小、体温等情况。如果出现一般异常,为了不打扰外科医生施行手术,麻醉医生只会简单提醒“轻一点”“慢一点”,再寻找异常原因,解决问题;若是遇到像心脏停止这样的严重情况,麻醉医生会立刻要求中断手术,进行抢救。

   40分钟后,手术顺利完成。一般情况下,走出手术室,告诉家属“手术成功”的都是外科医生,而在手术成功后,麻醉医生仍要留在手术室看护尚未清醒的病人,把他送到复苏室。15分钟,他的父亲醒了过来。通常,病人会在手术后半个小时内醒来。曾有做了肾移植的病人,药物代谢功能比较慢,苏醒时间长达一两个小时,苏醒期间的情况也不稳定。遇到这种情况,高操会一直待在复苏室陪护,直到病人清醒,能使出劲儿握住他的手,他才放心离开。

   手术后,高操会去病房回访,询问病人疼痛程度以及有没有呕吐、晕眩等症状。如果是复杂的手术,类似的回访还会有几次。此后,直到康复,病人大概不会再和麻醉医生见面了。

   有时,在医院的花园撞见刚做完手术的病人,高操问候一声“还好吗?”,大多数时候对方都认不出他。

麻醉医生和麻醉师

   病人要进行手术的前一天,高操会接到病人的病历和检查报告,之后他会随主诊医生巡视病人情况。除了病情,病人的身高、体重等数值从这一刻起会印在高操的脑海中,这将是制定麻醉方案的重要参考信息。

   第一次见面,麻醉医生要同病人解释围手术期麻醉的风险以及注意事项。有的病人不理解像切阑尾、切胆囊这样的小手术,为什么要全身麻醉。但高操认为,手术无大小,所有手术风险最严重的结果都是死亡,他会尽力把风险降到最低,但病人要了解即将面临的风险。

   高操会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有针对性地解释麻醉风险。若病人的心脏功能正常,那这方面的风险他会简单说;若病人的肺功能或肾功能不好,那他会说明手术后这些功能会有衰竭的可能。

   工作最初那两年,高操要跟资深的麻醉医生学习,不能单独参与手术。每次接到手术,他都提前在笔记本上列出详细的麻醉方案,包括用什么药、剂量、应急情况等,给资深医生确认,手术前他还会在脑海里预演一遍麻醉步骤。进入工作的第七年,一般手术的麻醉方案他早已了然于胸,但仍保持术前在脑海里演绎麻醉方案的习惯,一旦踏进手术室,就容不得半点差池。

   工作之余,高操用“麻骑士”这个名字混迹知乎,分享麻醉知识。“骑士”是源于小时候爱看的动画片——《宇宙骑士》,他喜欢守护地球的D-boy。长大后读临床医学,就像D-boy一样,充当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在读研究生选择方向时,高操犹豫过选外科还是麻醉科,顾虑到自己是左撇子,怕将来和其他外科医生合作做手术出现“打架”的情况,就选了麻醉科。

   现代麻醉学起源于国外,1864年10月16日,美国牙科医生William T.G.Morton给病人施行了乙醚麻醉后下颌肿瘤切除术,这次手术的成功被认为是现代麻醉学的开始。但在国内,现代麻醉的历史远短于其他临床专业,直到1989年,我国卫生部颁发文件将麻醉科由医技科室改为临床科室,按二级学科的标准和要求管理麻醉科,麻醉科的地位才得以提升。

   实际上,很多医疗机构对麻醉科重视仍不够。除了在薪酬待遇上和临床医生有差异之外,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脱口而出的那句“麻醉师”,这是建国初期,麻醉科还没独立时,对从事麻醉的医务人员的称呼。如今大多数医院的麻醉医生团队都是临床医生经过正规培训和轮转,熟练各种外科操作的专科医生。

   刚工作那会,碰上病人或者家属脱口而出的一句“麻醉师”,高操心里会不舒服,但时间久了,他也就理解了。只是在网上遇到网友邀请他回答“麻醉师的就业前景”时,他首先声明了:“如果自己都称自己为麻醉师,那就业肯定没前景。”

   医院的麻醉科室有55名麻醉医生,除了下乡、进修、休假等之外,在医院参与日常工作的有四十多人,而无痛分娩、无痛人流、无痛肠胃镜、无痛介入等各类手术都需要麻醉,日均200台,一旦遇到连环车祸、火灾等特殊情况,在家备班的、休假的都要赶回医院,所以麻醉医生24小时都不会关手机。目前为止,高操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参与了26台手术。

   那一整天,他没下班,也没合过眼。但高操从不担心在工作期间犯困。“踏进手术室,肾上腺素就会分泌激增,根本不存在累不累的问题。”

   和所有麻醉医生一样,高操的工作几乎都围着医院那40间手术室转。手术室没有窗户,常年靠层流系统通风,温度几乎都保持在23℃左右,相对湿度在45%RH-60%RH。长期身处其中,面对别人的生死问题,麻醉医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如今大部分麻醉科室完善的医院,麻醉科除了临床麻醉,还要负责疼痛科、抢救、插管等工作。高操所在的医院,每两个月,麻醉医生要值三周的急诊班,参与全院抢救。从麻醉科办公室赶去其他楼层需要急救的科室,甚至是旁边的住院楼,规定时间是五分钟。常常一收到急救电话,获得病人的突发情况和地点这两个关键信息,高操就会快跑过去。

   这些为别人保命的人,有时自身难保。2017年,中国医师协会资助的一项研究报告了中国医生2013-2015年因过劳而猝死的情况,其中麻醉医生猝死的比例最高,达到26%。直到近年身边有两个同事倒下,33岁的高操开始觉得麻醉医师猝死不仅出现在新闻上,他甚至因此逃了几次体检。

疼痛与生死

   高操从小就能忍痛。上幼儿园时,很多小孩都怕打针,他却巴不得生病打针,既可以免了上课,还能要针筒玩;小学那年,他在溜冰场摔到脚脱臼了,“咔擦”一声,自己给接回去了。

   长大后从事一份给别人减轻疼痛的职业,为了体验病人的感受,他做了一次全身麻醉,并在此后的每一次手术前,详细地给病人讲述即将要进行的麻醉全过程,他觉得“对病人来说,未知才是最大的恐惧”。

   他也遇到过不怕痛的人,有一回一个手骨折的工人坚持不用打麻醉药,高操只能尊重病人的意愿。但让他很难尊重的是一些坚持不打麻醉药的产妇家属,有一次为一名要求做无痛分娩的产妇打麻醉药,站在一旁的丈夫说“生孩子哪有不痛的”,高操实在没忍住,开口反驳了他。

   手握别人的生死线,生死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高操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那时,他刚毕业没多久。一个车祸受伤的小女孩被送到了医院抢救,很快被诊断为脾脏破裂。当时还是新人的高操负责帮小女孩剪开衣服,方便实施手术,小女孩意识仍清醒,她拉着自己的粉色裙子,用微弱的声音问,“能不能不要剪,妈妈买的。”

   最终小女孩没挺过来。那句“妈妈买的”是她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整整一个月,一直在高操的耳边回响。有网友问高操,见多了生死会不会麻木?“麻木?我从不觉得我麻木。”至今遇到无法逆转的死亡,高操都会问自己,是不是动作再快一点,是不是用药再斟酌一下,那些没挺过来的人会多一线生机。

   在数不清的抢救中,高操也有困惑,比如他成功抢救了一个车祸伤者之后,看到家属不是在关心伤者,而是在争论治疗费、赔偿款的问题;比如他在抢救了一个入屋杀死了屋主一家三口再自杀的伤者……但这些最终都以一句“对医生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让自己达成理解。

   再后来,在抢救完一个吸毒自杀者之后,高操循例去ICU回访,伤者的双手被拷在病床上,看守的公安警惕地问他:“你要干什么?”。

   “看看他疼不疼。”麻醉医生高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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