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45岁的王暾正处在高光之下。电话那头，他语速极快，声音洪亮，听不出半点疲惫，虽然前一晚，他只勉强眯着了四十分钟左右。
6月17日晚22点55分，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16千米。因为成功在多地发布了地震预警，他和他创办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最先引发大众兴趣的是网络上出现的一些“地震预警图片”。根据社交网络的消息，成都、德阳、乐山、广元、凉山等震中附近多地均在“地震横波到达”前数秒到数十秒，经由电视弹窗、小区喇叭、预警APP等多种途径接收到了“地震预警”。其中，在宜宾主城区，一些市民表示提前10秒收到了预警提示；而在成都，在明显震感到达前61秒，就有部分市民收到预警提示。
这些被“晒”出来的预警图片右下角均标注了预警单位，除了各地的防震减灾局，一个共同的机构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减灾所”）。王暾正是该机构的创始人兼所长。
一时，类似《“地震波还有61秒到达”，08年筹建的技术，在这次四川地震中立功了》、《宜宾6级地震：成都居民提前61秒通过电视、手机接到预警》为题的报道开始传遍了朋友圈。
自17日当晚地震预警发布以来，王暾就鲜有休息时间，到18日《南方人物周刊》最终拨通他的个人电话时，他坦言自己已陆续接受了上百家媒体的采访。“服务媒体朋友”成了预警发布后的主要工作，“我并没觉得累，媒体是我们地震预警系统发展的翅膀。”
事实上，这并非王暾第一次因为“地震预警”受到关注。2017年8月8日，在四川阿坝县九寨沟发生的7.0级地震中，成都减灾所研发的ICL地震预警系统（Institute of Care-Life）在地震横波到达前的71秒通过手机和专用终端向成都发出预警信息，前19秒向甘肃陇南市发出预警。网上能搜到不少关于那些预警的报道。
而更早的与“王暾”“成都减灾所”相关报道可追溯到2009年6月，王暾归国创业的次年。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称，成都减灾所推出的国内首款民用地震报警器“德祥”在青川余震中首次成功预警。2011年5月，《中国经济日报》则对其首次短信成功预警进行了报道。
在网上，关于王暾的报道很多。在许多媒体、自媒体文章里，王暾的形象大多被描述为一个“用知识回报祖国”“敢想敢干”的海归创业者：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奥地利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身为四川人，他备受触动，决定回国投入地震预警系统的开发。
“国家需要，行业需要，然后觉得自己又有干地震预警的技术，就回来了。”王暾向《南方人物周刊》这样形容自己当时回国的初衷。“表面上我那时没有地震相关的研究经历，但是我的知识背景是符合地震预警研究需要的。比如我在浙江大学读本科期间，辅修了电子工程，那时候我在电子、软硬件方面就有些积累。在中科院的时候，理论力学方面其实对波的传播的研究也非常多。后来，我又陆续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奥地利科学院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地震预警需要什么，需要软件、硬件、算法，研究能力，我碰巧就具备这些。”2008年，王暾回到成都创业，创办民办非营利机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
3年后，他得到来自政府部门总计上亿元的资金支持。到2013年3月，成都减灾所就召开发布会宣布已建成世界最大地震预警系统，覆盖面积有40万平方公里。而据2018年5月央视网报道，彼时成都减灾所的地震预警监测点已扩大到220万平方公里，覆盖中国90%以上地震地区，形成一张全国性质的地震预警网。
但与此同时，各种争议也从未停止。
地震减灾商业化
“地震预警”不同于地震的预测预报。地震预测预报指的是在地震发生以前，根据地震观测资料和研究结果提出未来地震事件将要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大小。而地震预警，则是在地震发生后，根据地震波和电磁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布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使企业和公众能够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减轻地震中的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关于地震“能否被预报”“该不该预报”的争议，业内已存在多年。对于“地震预警”，也有人提出了质疑。距离震中较近的区域，电磁波无法“跑赢”地震波，是地震预警中的“盲区”，而这一区域往往是受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此外，由于预警时间较短，也存在预警是否能够让公众紧急避害，甚至会否引起恐慌的质疑。
面对这一质疑，王暾大多会用一组数据回应：“理论研究表明，预警时间为3秒，可使人员伤亡比减少14%，如果为10秒，人员伤亡比减少39%。”
这组数据最初出现在成都减灾所在其官网发布的《2014中国地震预警事业发展与展望蓝皮书》中，所注来源为《西北地震学报》2002年第12期。不过，记者查阅“中国知网”和“中国地震科技期刊网”均发现，这本在2012年更名为《地震工程学报》的期刊，在2016年前为季刊，即每年4期，并无“2002年第12期”。
通过“中国知网”的期刊全文检索发现，《西北地震学报》中涉及预警时间和人员伤亡比的论文仅有2000年发表的《地震预警(报)系统及减灾效益研究》一文，其中所得结论为：利用地震预警系统可实现的减少人员伤亡率随着震级的升高而增大，8级左右地震时，减少人员伤亡率可达 76%，但该系统对6级以下地震几乎无减灾效益。
王暾称，自己无法去实验验证具体的数字，但地震预警与减灾肯定是呈正相关的，呈正相关就说明（预警时间对减少人员伤亡）有作用。他也提到日本的相关数据，（据日本实时地震情报利用协会研究表明，在日本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前2秒获得警报，死亡人数能减少25％；提前5秒，死亡人数能减少80％），“相对中国偏高。”
对于争议，王暾并不在乎，“最重要的是我们为这个行业做了什么，为老百姓做了什么。”
王暾名下并不只有成都减灾所这家民间非营利组织。据天眼查显示，王暾同样在一家名为“美幻科技”的商业公司出任董事长、总经理、法人代表，拥有约36%的股权，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在近日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他还表达了将其打造为上市企业的愿望。
王暾表示，成都减灾所会为美幻科技公司提供一定的技术，而一些工厂或危化企业通过美幻科技对一些科技成果转化付费，这些资金再反馈给研究所，“盈利来自于提供预警终端服务。”
据四川招标网公开资料显示，美幻科技公司曾在成都市防震减灾局及下辖多个区县局采购项目上中标，涉及地震预警接收服务器等地震专用仪器。成都市防震减灾局采购的地震报警终端中标价为824.85万元。而早在十年前，该公司已研发出民用报警器推向市场。
问及公益和商业身份的矛盾，王暾回应《南方人物周刊》时称，应该更关注其做出的贡献，“首先，我们是不是把地震预警迅速搞起来了；第二，我们是不是有效地推进了地震预警服务，有效推进了地震预警的科普。”
他又补充道：“第二个方面，商业行为同样有价值，如果说王暾这样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有了名有了利，该不该鼓励呢？我觉得该。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他是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来的。”
再议“官民之争”
2013年的2月和4月，成都减灾所分别宣布成功预警云南巧家4.9级地震和四川芦山7.0级地震后，一时引发大量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之后几天中，中国地震局及具体负责地震预警系统研发的福建省地震局，连续通过媒体发声，公布最新的研究进度。有媒体将中国地震局与成都减灾所的这场竞速跑概括为地震预警领域的“官民之争”。
如从时间上看，中国地震局的确没有“跑赢”成都减灾所。成都减灾所在2011年9月即开始招募通过手机接收地震预警的志愿者，并逐渐将这项服务推向公众。而据《南方周末》2013年的报道，中国地震局在2008年左右就向科技部申请了一项地震预警研究课题，并委托福建省地震局组织实施。2013年2月，中国地震局宣布要用五年时间建立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项目管理部主任王松提供的最新项目信息显示：总投资为18.7亿元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于2015年6月获国务院批准立项，2017年2月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2018年7月召开实施启动大会，计划于2020年在部分地区率先形成地震烈度速报能力，2023年在全国形成地震预警能力。
四川省地震局近期对外发布称，2019年底四川将基本实现地震预警服务能力。四川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包括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四川子项目和“8·8”九寨沟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项目。项目建成后，四川将在地震后提供秒级地震预警、1至2分钟提供地震速报、2至5分钟提供烈度速报、10分钟至2小时给出灾情评估。
在项目介绍图文中，成都减灾所并未被提及。而王暾也在采访中证实，成都减灾所和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并无关联。
目前，有官方机构对外提供地震预警服务的地区只有福建省。据福建省地震局应急指挥与宣教中心总设计师王青平介绍，福建省地震局在2012、2013年已形成地震预警能力。2018年5月12日，通过省政府发布会正式对外提供地震预警服务。目前，福建省已初步建立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向全省社会公众、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包括地震预警信息、地震速报信息、地震烈度速报信息在内的地震预警服务产品。“工程于2018年开工，第一阶段形成能力要到2020年。福建是以前的示范工作形成的能力，属于本工程的前期基础。”王松介绍。
王暾称，经过2013年芦山地震的检验，他对自身的技术力量有了更充分的信心。即便网上有人质疑他们在芦山地震和此次长宁县地震后曾出现手机终端延迟、误报情况，王暾坚称那是通信或手机使用的问题，“成都减灾所的预警系统对于破坏性地震无一例误报、漏报。”
据公开资料，2016年8月，成都减灾所曾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合作，为地震预警接收设备入了保险。根据条款，若被承保的中小学、社区因ICL地震预警技术系统因产生误报、漏报导致人身伤害的，最高可获500万元的保险赔偿。王暾希望，这“世界首份地震预警保险”可以创造一种风险分担模式，表明误报需要承担经济责任，而不是像许多国家官方机构出现误报仅仅道歉了事。
对于王暾十分自信的“战绩”，王青平仍存有疑惑。“比如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考虑网外地震的情况。因为王暾在早期也在福建布置了仪器，但从未对福建、台湾的地震做出过预警，可能算法上有缺失。”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台湾发生地震，海边台站受到地震波影响，成都减灾所的系统可能会认为是海边地区发生了地震，而非台湾。但福建省地震局则可以做到。“这种情况中我们的可靠性比他们高很多。”
在谈到福建省官方地震预警系统与王暾研发的地震预警系统的区别时，王青平对《南方人物周刊》解释称，二者在原理上并无差别，但在技术细节上，成都减灾所比较封闭，并不与他们交流。他认为，如果从设备专业性、准确度、整体设计及社会责任方面，民间可能不会像官方那样考虑周全。“比如，我们还会去设计一个专门的声音，大家一听就知道是地震预警。还要设计预警等级等等。民间研究所在做这些的话，就不会考虑这么周全。”
不过，官方也在积极将民间力量纳入管理体系之中。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的报道，当年7月24日以来，多个省一级地震局收到“中震测函［2014］53号”、名为《加强地震预警管理》的司函。函文主要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要求各地方地震局对未获得政府授权的地震预警信息发布行为“及时制止”和“责令整改”。
对此，王暾当时公开回应：在中国法律未明文规定地震预警信息发布渠道的情况下，中国地震局应该“更加开放和包容”。但相关立法的推广并未停下脚步，先行试点的福建、云南、辽宁、甘肃等近10个省份已颁布辖区内的地震预警管理规定，其他各地也在积极推进预警立法之中。四川地震局地震监测中心副主任苏金蓉曾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世界各地的所有地震预警都是由政府发布。地震预警技术上可以与企业交流，但发布权支持全国标准统一。
在政府积极推行地震预警管理规定的情况下，王暾也承认政府管理者的角色，更加强调“管干分开”：“有些角色你是拿不得的，自然灾害预警的发布权依照法律只能是政府。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各自把各自的角色摆好。哪一个政府单位是亲自搞技术能搞好的？既然如此，政府搞管理更好，民间搞技术更好，那两个是不是结合更好呢？”
事实上，所谓的“官民交锋”曾在2015年上演过。当年8月11日下午5时45分，“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的官方微博号发出消息：“部分网民手机接到15时49分四川北川6.0级地震预警信息，为高新减灾研究所误报所致。”随后成都减灾所回应称，此次预警系有计划的、非提前告知的演习，而非误报，并在此后发布了一份“2015手机地震预警演习总结报告”。而“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则在晚间的微博中引果壳网言：“成都高新减灾所居然公然违法搞所谓的演习”。
时至今日，当记者问起这场溯至2013年的“官民之争”是否仍存在，王暾并未正面回答，但情绪有些激动。“我们过去十一年在地震预警上做过多少事情，中国地震局有没有表扬过我们一句？没有嘛。”他也坦言，中国地震局对成都减灾所有支持也有合作，但“客观地说，还是有些‘管干不分’”。
但王青平认为，不存在官方机构“挤兑”民间机构的情况。据他介绍，不久前，他刚到访过四川省地震局，成都减灾所很多仪器还装在省地震局的台站中。“他也是从零做起的嘛。这些我们也没有收过一分钱。政府在仪器设备方面还需要社会、企业的支持，是不可能‘打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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