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科技日报的一则报道引发了不少了关注。报道称，我国限塑令实施11年，废塑料不减反增。目前我国塑料袋年使用量超过400万吨。其中，外卖成限塑令灰色地带，使用比例高达77%，业内专家指出，2018年我国消耗外卖包装可能达231万吨。
使用如此之多的塑料袋，到底需不需要担心？限塑令不顶用，还能怎么办？
事实证明，限塑令用处有限，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反而将问题变得更严峻
科技日报这篇引发关注的报道，引述了民间社会组织“零废弃联盟”发起的一项调查，《限塑令十周年——商家执行情况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在979家提供塑料袋的门店中，达到“塑料袋标识合规”“厚度达标”“收费”等要求的有89家，仅占9.1%；36家门店遵守“限塑令”所有规定，仅占3.7%。并且，报道提及该报告有一个发现是以往没提及过的：
“尽管大型超市和全国连锁便利店对“限塑令”的各项指标均执行最为严格，但调研发现，这两类门店也是提供不受‘限塑令’约束的平口袋、保鲜膜等其他塑料膜类包装最为普遍的场所，提供其他塑料膜的比例为45%、35%，明显高于16%的全国平均水平。”零废弃联盟政策研究员谢新源进行了解读，“这意味着大型超市和便利店在很大程度上用其他塑料膜类包装替代了受‘限塑令’约束的提携式塑料购物袋，这并不符合‘限塑令’制定的初衷，即减少白色污染。”
相比之下，此前提到限塑令的作用时，总是不忘大型超市在这方面的表率作用，如国家发改委环资司曾表示，“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减少了2/3以上”，如今看来，并没有想象那么成功。限塑令的其他成果也颇为可疑，比如有媒体提到“10年来，累计减少塑料购物袋140万吨左右，相当于节约840万吨石油”，但实际上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数据，当时说的是“7年来”。而所谓的“累计减少140万吨”恐怕今天官方已经说不出口——随着这几年外卖市场规模的爆发式增长，有专家指出，单是2018年，我国消耗掉的外卖包装可能就高达231万吨。
事实上，生态环境部在官网回复网友时，也承认问题的严峻性，称“近年来，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新业态的发展，塑料餐盒、塑料包装等消耗量快速上升，造成了新的资源环境压力。”甚至在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上设置“我为塑料垃圾污染防治献言献策”栏目，目的是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塑料袋越用越多的原因是“太好用”，这些年为塑料袋辩护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为什么限塑令不起作用呢？
直接原因很好理解，作为一种行政与经济结合的手段，限塑令有太多的局限。首先，限塑令中最重要的“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能执行的场所有相当局限，是在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而如今随着快递、O2O外卖等新兴经济形式的大规模兴起，塑料袋等塑料制品的使用场景已经极大扩展；其次，限塑令严格执行的成本也相当高，除了大型超市相对严格外——只是相对，而且如前所述，大型超市也会用“其他塑料膜”进行替代——集贸市场等地方很难做到严格执行；最后，塑料袋的成本比较低，而需求的价格弹性比较刚性，这意味着即使收费，消费者往往也还是选择使用塑料袋。
而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塑料袋实在“太好用”，而纸袋、无纺布袋等替代品，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知乎上“为什么中国不禁止塑料袋的使用？”这个问题下，有个答案说的就很有意思——“如果你能研发出一种坚韧耐用、透明、防水、防污、轻薄、卫生、便宜、又非塑料且环保的材料的话，你可以在成为一位国家级巨贾的同时，顺便把塑料袋给禁了……”
甚至于，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其实塑料袋才是“真正环保”的产品，而纸袋、无纺布袋等替代品反而有更严重的污染。比如，日本学者武田邦彦所著的《假环保》一书就认为，塑胶袋的原料是提炼的石油剩余物再加工制成的，如果妥善回收，塑胶袋并不会造成更多石油化学废料污染，甚至不会浪费更多石油。不少人还引述过英国环境局2011年的一项研究，宣称买菜大妈使用的无纺布袋废弃后碳排放量远高于塑料袋，至少需要重复使用11次，才能弥补它带来的污染。要达到同样的水平，棉布袋则需重复使用惊人的131次。
这有点像垃圾分类议题上的另类声音，有不少人认为，像日本那样重视垃圾分类是走火入魔，效率低下，浪费了人们宝贵的时间，其效果也值得怀疑。类似的声音，在许多涉及环保的议题上都越来越有声量，如今一提到“环保”两个字，有很多人立马会关联到“虚伪”、“做作”等负面联想。
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使用塑料袋的人自然也越来越理直气壮。
“塑料袋环保”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国人需要想办法认识到，过度使用塑料袋是一个有害的、不体面的做法
尽管“塑料袋比纸袋、环保袋更环保”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种说法仍然存在误导性，主要在于，塑料袋、纸袋、无纺布袋的污染方式是不同的，相对于后两者的污水及碳排放等问题，塑料袋无法降解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比如造成土地污染，大量海洋垃圾，以及动物误食死亡等等。
更重要的是，如今外卖兴盛的局面，可以说凭空增加了大量塑料袋的消耗。类似的，电商、快递等行业新业态的迅猛发展，都导致塑料制品消耗量快速上升。这都像是当代中国独有的问题，人们在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时，也让污染有了巨大、额外的增量。这与替代品是否污染更大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需要问问自己的是，在生活方式各方面出现巨大变化，变得越来越便利的时候，该怎么看待相伴随而来的污染问题。
技术层面能解决当然最好，比如备受期待的“可降解塑料袋”，然而很多专家指出，这并非是解决塑料袋污染的“灵丹妙药”。如“零废弃联盟”政策顾问毛达博士就表示，“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完全可生物降解塑料产品，是在工业堆肥条件下的可降解，而非自然条件下。加上目前缺乏明确标准，市面上很多‘可降解包装’可能是含有增强生物降解的添加剂的石油化学原料，或是两者混合物，只能部分降解而已。”甚至于，“即使真正完全可降解，普通公众也没有能力，不会实际上将可降解袋和普通塑料袋分开投放。城市也缺少单独的回收处理体系，可降解袋实际上得不到降解，仍然和普通塑料袋一样进入填埋场或焚烧厂。”
至少目前来看，指望用技术方式解决塑料袋污染问题，还早得很。
那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塑料袋的价格又如何呢？这也是有风险的做法，因为监管、执法难度都比较大大，人们会想方设法绕过相关规定。
即使设立更为严厉的限塑、禁塑政策，也很难套用室内控烟和醉驾管控的经验，因为使用塑料袋不会对他人造成直接危害，不会有人帮着监督、举报，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
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很难有一蹴而就的做法，而是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转变人们在这方面的意识，这与推广垃圾分类其实很像。科技日报报道中提到的一些做法其实就值得参考，比如“免费提供塑料包装的企业、商户特别是电商进行公示批评，严重者可列入黑名单、吊销营业资格；在实体商店和电商平台开展环保包装反馈活动，鼓励用户向监管部门反映使用塑料过度包装现象，并给予相应的奖励或表扬；以社区或村委会为单位，定期组织放映关于塑料污染的影片等，宣传或限量发放环保材料制成的拎兜、包装盒等；与相关企业合作，提升环保材料的质量和’颜值’，让消费者爱上环保产品。”
政策制定者也要想办法展示减少塑料袋使用带来的好处。美国加州圣何塞市2012年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以来，下水道里的破塑料袋2年内少了89%，对于经常下水道堵塞导致城市被淹的当地居民来说，这个数字就非常有说服力，人们适应的速度就非常快。
有技巧的物质鼓励措施也值得尝试，比如连锁超市Netto在丹麦推行的一个做法是，把每只塑料袋的售价提高了6便士，顾客每返还一只袋子，可以得到12便士的退款。根据2017年的TNS盖洛普民意测验，68%的人觉得塑料袋退款系统很不错，只有13%的人表示反对。
多种手段的最终目的，是要想办法让中国人意识到，过度使用塑料袋是一个有害的、不那么体面的做法。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多学习欧美一些地区的做法。比如美国加州，有很多民众主动关心塑料问题，然后一些人会与家人和朋友谈论塑料问题，甚至打电话给当地和联邦政府的代表，支持瓶子法案、塑料袋税，以及增加生产者对重复使用和回收的责任，等等。于是，先是塑料袋禁令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城市普及开来，最后变成全州商场都禁止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给顾客。
这种政策制定者与民众上下互动而让政策推广普及的做法，就往往更加牢固，很值得参考。也许做到这一点尚需时日，但全体中国人，是要考虑开始行动起来了。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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