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洲空了。10月初，深圳仍处炎夏，30多度的高温炙烤每一寸土地，白石洲却肉眼可见地冷清起来。

   最高峰时期，15万人同时聚集、流动在0.6平方公里的窄小土地上，2500多栋出租屋挨挨挤挤，只留下一线狭窄的天空和凌乱分布的黑色电线。

   这里曾无所不容，手握几栋楼的亿万身家富豪或许和月薪几千元的清洁工住在同一栋楼里；科技园的高学历技术人才和菜市摊贩是一墙之隔的街坊邻居；传出清脆童稚读书声的幼儿园对面就是一溜食客满座的肠粉店、烧烤摊和大排档。

   街头算命先生、搬运工、高级白领、社会学家……各种找不到交集点的人群杂糅在这片被豪宅、高档商场和梦幻乐园包围的城中村里。

   凭着任君挑选的低廉房租和便捷便宜的生活选择，白石洲成为诸多深漂的第一站乃至落地生根的最终归处。但一切在今年夏天戛然而止，2019年6月，风传多年的白石洲拆迁改造变成现实，消息随着人潮、新闻和张贴起来的清租通知一层层扩散开来。

   6月发出的清租通知里，大部分房东的搬离期限定在9月30日，否则将停水停电。上万人像排队迁徙的大雁，飞离这片终将成为历史的狭小城中村，在冬天来临前寻找新的栖身之所。

清空进行时

   白石洲的人们忙碌起来，从7月开始，每到周末，租客梁青都能看到楼道里填满了搬家的人，“大肆地搬，很疯狂地搬。”一栋接一栋的握手楼被彻底清空，门口用黑色记号笔写上“XX村X坊X号，整栋已收”，楼壁上贴着醒目的黄色告示：“楼已清空，非请勿入。”

   货拉拉面包车的司机们，也有了自己的判断诀窍——抬头看阳台上还有没有晾晒衣物，“还有衣服的就还没搬，阳台空空的就是搬走了。”一位司机说，那是生活的迹象。

   一对中年夫妻开着自己的小轿车来搬家，丈夫来来回回地搬出装满衣物的透明收纳箱，妻子肩上、手上提着两个黑色大行李包，满脸疲惫地站在车旁边。一辆面包车停在一家水果店前，老板沉着脸怒斥他们把车挪开，“你这样让人怎么做生意！”

   同在一条街上的商户陈丽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多久生意，她开了一家杂货铺，卖几十块一台的电风扇和十元三个的瓷碗。因为房东还没跟开发商谈好赔偿款，至今没跟她说什么时候需要搬走。但她还是像其他商户一样，在店里挂上手写的纸板：“低价”“拆迁清仓”。陈丽清楚，就算不搬，随着租客越来越少，她的杂货店也开不下去，“能做一天算一天”。

   白石洲以前到处是人，这个城中村位于深圳的核心地带，一街之隔是有花园、洋房的高级别墅区和高尔夫球场，另一边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高新技术园，还有世界之窗、欢乐谷等景点把它团团围住。有地铁一号线和各路公交车接驳，去哪儿都方便，更重要的是，房租便宜。过去20多年里，300多万外地人在这里停靠来去。

   来自广东茂名的梁青2012年毕业就到了深圳，她入职的公司开在白石洲，月薪2500元的梁青最初暂住在附近的姐姐家。一年后，她的工资涨到4000多元，自己在白石洲租了一个20平左右的单间，房租900元，六年来只涨过两次房租，一次50元，一次100元。

   湖南的贺苗是随着“大军”来的，2013年她到深圳实习，当时班上来深圳发展的同学一半住在白石洲，它是贫穷年轻人的安乐窝。贺苗提着行李和另一个女同学投奔了先行落脚的两个男同学，四个人挤在两房一厅里。

   贺苗刚到白石洲时有点崩溃，她之前在北京实习，尽管也是和几个人一起挤狭小老旧的出租屋，但那好歹是正经的小区房，而白石洲全是一栋一栋的“农民房”，楼间距极窄，两个成年人从各自楼里伸出手就能握在一起，所以白石洲的出租楼也叫“握手楼”。窗户通常面对的是另一栋楼的窗户，隔壁楼的邻居做什么一目了然，夜半邻居吵架的声音也能毫无阻碍地飘上来。光照在楼房的遮挡下成了一件奢侈物品，采光好的房子租金都能多个几百。

   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尽量保证房间和客厅面积，厨房和卫生间被隔得极小，贺苗在白石洲前前后后换过四次房子，住过一房一厅也住过单间，卫生间是横竖尺寸一米左右的一个小格，“洗澡手都不能全部张开，上厕所要挨着墙壁。”厨房只能进一个人，多一个人就得侧着身子叠在一起。

   房间是不配备家具的，大件物品比如床、桌子等通常是上一任租客友情价卖给即将入住的新人。空调更是不太可能会有，漫长炎热的夏季只能依靠风扇度过，贺苗找工作时甚至没考虑薪资福利，“就想公司里面有空调就好了。”

“靓女买菜啊”

   每当夜幕降临，白石洲便会逐渐热闹起来。街道两旁还没搬走的小吃店亮起灯，迎接归来的人群，烧烤、炒河粉的味道交杂在一起。滴水的空调机下面，卖菜摊贩们喊着“靓女买菜氨，努力推销今天的最后一批活鱼和生鲜蔬菜。

   小旅馆红底黄字的“住宿”招牌在夜色里点亮，发廊小哥还在兢兢业业地给年轻女孩做锡纸烫，开锁配匙的店铺兼营着打印业务。更多的店铺已经彻底关门，一条巷子里，只剩一家小炒店还架着大铁锅做干炒牛河，三三两两的食客散落在店外的塑料桌椅上，旁边的天津汤包、兰州拉面、潮汕粿条都拉下铁闸门。据报道，白石洲8条主要街道曾星罗棋布了至少1531家餐饮店。

   站在白石洲一侧的街道，能隐隐看到对面别墅区亮起的灯火，一条车道划开富人区和“贫民窟”。贺苗曾经和朋友吐槽过，走出白石洲那片密集的握手楼，从地铁口走到公交站或者上深南大道，路面干干净净。拐弯进了白石洲，路上则是各种垃圾、果皮纸屑。而神奇的是，“你一进白石洲就会把垃圾丢地上，一出来你就不会丢了。”

   不用费心对比大道两侧的贫富差距，白石洲内部就自成阶级。70后建筑师段鹏2001年到深圳打拼，因为所学专业，他长期关注城中村，白石洲是他的一个观察样本。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一个普通住宅小区的人口构成基本是扁平状，人口素质与学历、收入等基本持平；白石洲的人口构成是立体的纺锤状，高、中、低学历、收入都有。”

   段鹏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周末都到白石洲拍照记录，他认识白石洲的许多人，高收入的有企业高管、本村人、在白石洲经营企业的老板；中低收入的主要是在科技园上班的白领、刚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者则是他拍过的许多装修工人、小商贩、清洁工、保安等。

   不同的人群在白石洲和谐又紧密地组成同一个社区。久居白石洲的人总有几家熟稔的餐馆，来自广西柳州的租客满心常和朋友去一家重庆烤鱼店，旁边的那家荔枝柴火烧鸡味道一绝，楼上的南半球烧烤店则更经济实惠。想自己做饭时下楼就是菜市场，常去买小龙虾的那家海鲜店老板认得满心，每次一见她总会主动打招呼，“又来了，今天要吃多少？”

   梁青觉得白石洲是有人情味的，每天上班出门，常光顾的楼下裁缝店老板总会对她笑一笑，打声招呼，这些时刻会让孤独漂泊的她觉得，“其实这个城市挺暖的。”

   贺苗在白石洲的最后一任房东跟她同龄，两人都是29岁。贺苗在离白石洲稍远的软件开发公司工作，几次跳槽涨薪，拿税后16500元的工资，最近刚用攒了5年的积蓄在深圳龙岗付了一套旧小区三改二居的首付。而她的房东陈立民，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栋楼，楼高八层，每层六户，每个月租金收入能达到好几万。

   平日里，大家的生活相差无几。贺苗一直夸赞自己的房东，不像其他本地房东整日打牌搓麻。陈立民中等身高，微胖，日常穿着朴素得让人看不出他是一栋楼的“楼主”。他在白石洲附近工作，不算累，早上骑着电动车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再去上班，每天能准时下班，接上儿子一起回家。他自己给租客们修家具，一次贺苗房间的水龙头坏了，打电话过去陈立民说正在上班，到了晚上他提着工具箱给她修水管。

从种地到“种”楼

   陈立民一家来自广东湛江，他的父亲有11个兄弟姐妹，当时家里穷，靠种地根本养不活一家人，他的父亲排行老大，身负养家责任，读完高中就出来打拼，做起装修工程生意。正值改革开放，到处是机会和黄金，他的父亲顺利积攒了第一桶金，“在上世纪90年代时，我们家在村里也算是蛮有钱的。”陈立民回忆道。

   到了2000年，陈立民的父亲深感应酬喝酒太累，身体吃不消，打算不再从事装修生意。家里一个白石洲本地亲戚知道后找上门来，跟他父亲说，实在不想搞工程了，不如买一栋楼慢慢收租也挺好。

   白石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9年，当年11月，广东省佛山专区农垦局在这里创办省属国营企业沙河农场，如今的白石洲五村都被划入沙河农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石洲只有遍地农田，种满水稻、花生等农作物，农场还会组织种植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白石洲南区的京基百纳广场在当时是一片海，还有养殖生蚝的滩涂。

   1992年是关键的一年，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掀起第一波大规模城市化浪潮，将罗湖区、福田区和南山区的68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一共4.5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白石洲五村的村民身份发生彻底改变，土地不能耕种，村民于是开始建楼房。

   《白石洲口述史》曾描述当时建楼的疯狂场景，“村民把老房子推掉建起新房子，房前屋后的菜都拔了建新房，能建房子的缝隙都‘种’上了，谁也管不了，房子就‘种’得密密麻麻。”没有钱但有地的本地村民会跟有钱的外地人一起合作，建好后一起收租，或是卖出一部分，2500多栋的握手楼逐渐布满白石洲。

   2004年，深圳市政府开始查违章建筑，城中村的建楼潮偃旗息鼓。陈立民的父亲赶上最后一波机会。他把之前做生意积攒的100多万元全数投入，还向银行借了50万元，在亲戚家的地上建好一栋楼，一共八层，自家住顶楼，余下七层分成40来间屋子租给外来务工人员。

   收租生意并非一帆风顺。2001年陈立民就跟着父母到了白石洲，房子建好没多久，2003年广东爆发非典，“在深圳的人全部跑掉了。”陈立民说，“那时候白石洲的一栋楼最多只能租出去三分之一。”非典过后，情况没有多少好转，租房的人不像如今这般蜂拥，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也没恢复，每间房只能以两三百的价格租出去。

   那时没有中介，为了拉租客，经常需要全家出动，包括他还在上小学的弟弟，满街贴广告。有人打电话来咨询房子情况或找不到路，十几岁的陈立民就得出去带人来看房，“多远都会带人来看。”出租屋里有东西坏了，也舍不得请工人修，“给个几百太贵了，不是很划算。”为了省钱，他们亲自上阵，修过门锁、水龙头等等，修得多了就熟练了，直到现在陈立民还会亲自给租客维修各种损坏的设施。

   “那段时间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们家，觉得我们家是拼搏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陈立民说。他的父亲在白石洲熬了两年，实在没办法，把整栋楼交给妻子打理，孩子留在深圳上学，孤身一人又回湛江捡起装修生意，赚钱还债。

   早期的租客很多是周边工业区的工人，几乎没什么契约意识，明明签订了租房合同，但他们住了一两个月甚至是几天就要离开，逼着陈立民母亲退钱。

   一直挨到2009年，那一年深圳房价爆发性大涨，从均价2000元飙升到11000元，一路保持上扬趋势，倾尽毕生积蓄建楼的外地房东终于迎来热烈漫长的春天。陈立民一家的债务在之后的一两年里迅速还清。高新科技园发展起来后，陈立民家的租客最多的就是IT从业人员，“租客素质也越来越高，基本都能遵守合同条约。”

   但遗憾的是，没过几年，陈立民的父亲诊断出肝癌，治了一段时间最终去世。他如今说起患病的父亲依旧有点哽咽，“其实就是当时跑工程应酬多，喝酒喝的。那个年代你要包工程，不喝酒不会给你承包的。”

   “本地人在白石洲是土生土长，但白石洲对外来人是陌生的，又没有土地，为了扎下根，很多外地人比本地人更加拼命。你在这里花了心血，对这个地方就更有感情。”陈立民说，“所以白石洲拆了也开心，但是也舍不得。”

防盗网外的“烟花”

   住在白石洲的人经常听到拆迁传闻。起初是2004年，白石洲第一次传出拆迁改造的消息，但历史遗留问题太多，最终没有推进。此后，几乎每隔几年，就有白石洲旧改的风声传出，一度更是有人来专门量过房屋面积。

   转眼十几年过去，2017年6月，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南山管理局对沙河五村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案进行公示。2018年底，该项目得到专项批复。搁浅太久，以致大家都对能否开展旧改半信半疑。

   今年6月，大石终于落地，白石洲不同人群的轨迹开始分化出不同方向。走向人生巅峰的造富神话，充斥在白石洲的大街小巷。有媒体采访到一位本地村民，能拿到估值3亿左右的赔偿，他还补充说，拆迁前自己就已经是亿万富豪了，手上收租的钥匙数不清。白石洲将诞生1878个亿万富翁的新闻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次旧改的申报主体，白石洲实业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池伟琪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1878户是本地村民的总数，并不是所有村民的拆迁物业面积都能达到亿万以上的价值估算。

   按补偿标准，建筑面积拆补比最高能达到1：3.5，如果房东能按时签约会一次性奖励8万元，且补偿搬迁费用。回迁之前还会按月补偿租金，回迁后按一定比例补偿装修费用。大多数房东早早签约，向租客发出清租通知。

   段鹏从2015年开始转变了自己对白石洲的观察角度。因为要参加深圳双年展，段鹏起初想从如何保护城中村中的百年老房、代代遗传下来的庙宇、宗祠等角度进行研究，但白石洲本身历史只有几十年，深入研究后，他发现城中村里的人才是更有观察意义的样本。

   当时与白石洲相邻的大冲村正在拆迁，段鹏看了相关的报道，里面讨论了村民应该得到多少合理补偿，村民们都很高兴。“到了白石洲后，我们发现城中村里的大多数是外来的租户，他们完全没有出现在城市旧改的谈判桌上，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

   在这次拆造中，最仓皇无措的是有孩子的家庭和在白石洲谋生的商户。周莉前几年在白石洲盘下一处一百多平米的铺位，实际经营面积是70来平，但这次的拆迁中，房东只向她支付43平米的赔偿款，她不同意，房东则反过来威胁不尽快搬走的话，一分钱都不会赔偿给她。她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僵持着。

   深圳各区学位资源紧张，而白石洲周边从小学到高中有10余所公立学校，富人区的孩子多在私立学校就读，公立学校的学位反而宽松，给白石洲的孩子提供了不少入学机会。搬迁意味着上学的各种成本增加。

   段鹏认识一个家庭，十几年打拼下来收入还算稳定，买了一辆车。白石洲拆迁后，他们搬到远离市中心的关外，房租更便宜了，但孩子上学距离变成几十公里，只能每天接送。这种情况已经算好的了。

   租客刘敏丽一家三口挤在白石洲的一房一厅里，每月租金950元，搬家后，光房租要高出2000多块，孩子上学需要早上六点就起床，转三趟车，花费两个小时。但深圳转学条件严苛，尽管辛苦，也只能忍下。

   有一部分家长没有办法，无力承担上涨的生活成本，只能让孩子退学再送回老家。“还有一些是确实没有办法，只能拖。”目前白石洲有一个暂缓协议，部分拆迁区域延缓到12月30日清租。

   路边穿着黄色制服的外卖员聚成一堆讨论起到底搬走了多少人，没有人敢给出一个肯定答案。官方统计，处于拆迁范围的白石洲北区四村原有居住人口约83000人，截至10月17日，人口合计减少44110人。一半的人搬离了这个熙熙攘攘的城中村。

   贺苗搬走前站在门口对房东说，“没想到就这么离开了。”她踩过白石洲巷子里横流的污水，见过无数横尸街头的老鼠尸体，听着邻居催促孩子做作业的责骂声入眠，也在白石洲经历了辞职换工作、父亲去世、买房，纷繁复杂的白石洲静静接纳着她。

   离开白石洲后，满心最怀念的是每周在窗外绽放的烟花。从她租的房子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处世界之窗高高耸立的埃菲尔铁塔，当她上了一天班还要爬九层楼回家时，就会暗暗给自己鼓励，“我离埃菲尔铁塔又更近了一点。”

   每个周末8点45分到8点50分，世界之窗会燃放烟花。那5分钟对她来说是奖励，她总会准时和朋友站在楼梯上，透过防盗网看绚丽展开的烟花，“有一种乌托邦的感觉，好像自己就在巴黎。”

   “别人要花1500一晚的价格住旁边的万豪酒店才能看到烟花，我住2900一个月的握手楼就能看到。”满心笑着说，但这种体验再也不会有了。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版权声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删除。）

欢迎法律在线咨询 律师在线咨询  法律咨询电话  婚姻律师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