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大选基本落幕，虽然当选总统拜登仍有待于美国法律和程序上的最后认定，但世界上多数国家已基本接受今后4年美国将进入拜登时代。与特朗普不同，拜登在美国是资深的政治家，尤其在外交政策领域素有经验。人们期待拜登的政策将回归美国传统，重视政治规则，因而总体上会出现一种比较稳定的预期。
虽然中美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拜登已经表示将在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核不扩散、公共卫生以及气候变化等。与此同时，拜登将其外交政策定义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
美国人喜欢用“中产阶级”，我们则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来看，中美双方事实上有一个重大的共同目标，即发展壮大中产阶级。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美国曾经发展壮大了中产，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停滞不前，进入新世纪之后更是逐步萎缩。因而，美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中产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地永远保持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再度跌落，甚至倒退至贫困状态。而且，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与亚洲制造业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下一阶段中美的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如何确保中产进一步发展。谁能够做大中产，谁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未来。
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严重萎缩
2008年12月，拜登当选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已经认识到美国中产阶级萎缩是个严重的问题，并表示将致力于发展壮大中产阶级。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产阶级仍然停滞不前，甚至民粹主义在美国兴起。不过，2020年美国大选则表明，中产阶级的确多数把普选票投给了拜登。这一人群也是拜登普选票超出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500多万张的关键所在。
据美联社报道，2012年美国中产阶级约占美国人口的51%，而1971年这一比例为61%。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收入占美国全国收入的62%，而较富裕的美国人则占29%。到2010年，中产阶级的收入只占美全国收入的45%。而当时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85%的美国中产阶级表示，要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比10年前更困难。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家庭状况比2007年经济衰退开始前更糟。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3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人数最多是什么时期呢？答案是1979年6月1日，人数为1955万人，占非农业就业的21.7%。但从制造业人数占总的非农业就业人数比例看，最高峰出现在1943年11月1日，该比重曾达到了38.8%。
二战爆发直接导致美国制造业人数和比重都直线上升，但在二战结束不久，比例一路下调。不过，总的来说，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制造业人数占非农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人数还是增加的。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人数和占比都在迅速下降。
迈入新世纪之后，有两个快速下降的阶段。第一，2001至2007年，制造业人数极快萎缩，从1700万下跌至2007年的不足1400万。第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跌落到2010年2月的1145万。因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美国制造业人数减少了约550万。从2010年2月起，虽然占比还是下降，但美国制造业人数实际上反而略有增长，从不足1150万增长至目前的2019年11月1287万，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良好的复苏势头。
新冠疫情暴发后，制造业人数再度快速缩小，甚至出现了直升机式的下降。4月，美国制造业人数减少132万。2020年10月21日，美联储理事拉尔·布雷纳德在“后COVID全球经济政策挑战”专业经济学家协会年度在线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截至9月，美国非农就业总人数已恢复了3月和4月失业人数的一半左右，但仍低于2月水平约1100万个就业岗位。永久性失业人数自2月份以来一直在上升，9月份达到380万人的水平。因此，尽管在经历新冠疫情最初的毁灭性打击后，经济有了强劲反弹，但迄今为止的复苏极不平衡，未来的道路也极不确定。
舆论讨论更多的则是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已经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是资本和劳动的收益不成比例之故。图2显示，1990年以来，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年度工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以2019年不变美元计价，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假设年龄在22至27周岁之间）的中位数收入大概是4.5万美元，高中毕业生的中位数收入只有3万美元。2020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美国的人均GDP大约为6万美元。显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幸福感不强。
美国中产阶级萎缩的挑战
以1979年为分界线，我们能显著观察到美国的分水岭式的变化。在此之前，美国的价值观立足于中产阶级，在此之后，美国的价值观变得更加崇尚金钱。在此之前，美国和西方凭借占据全球70%的经济总量，将美国的生活方式传播至全球，成为了一种值得效仿，并且在意识形态和价值上越来越主导的模式。这不仅塑造了欧洲的生活方式，也对亚太地区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影响深远。
经济学家喜欢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美国金融化的进程，华尔街的力量开始大幅度上升，美国失衡了。如果用国际关系学科的话说，那么20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内嵌式自由主义”已经脱缰了，美国在海外的生产和拓展已经不是以国内的妥协为基础。
长期而言，美国的上层与中下阶层开始脱节，以至于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呼吁，美国的外交要始于内政。膨胀的资本家，华尔街的野狼们，最终导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并在政治上形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话说，美国已经是1%人拥有、享受和主导的国家，这样的体系不可持续。最终这一体系崩溃了，标志是催生了肆无忌惮的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主义。
另一种说法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结构显著地开始服务业化。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一套学说体系开始在美国扎根，这套学说认为从农业转向工业，再从工业转向服务业，是一国发展的必经阶段。美国走向服务业，就业的创造主要来自于服务业，诸如教育、健康、休闲、零售、信息和金融等，因而更加重视非实体经济。然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这套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也遭到了质疑和批判。
受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将发达国家看作样板，盲目地追求融入经济全球化。
例证之一，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签署了吸引外资的双边投资条约，结果一出现问题就被跨国公司告上了国际仲裁庭，赔偿款高达数十亿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印度以及一大批南美国家为代表，开始了退出和重新谈判双边投资协定的新浪潮。
例证之二，很多国家盲目追求产业的服务业化，过早地退出了工业化。哈佛教授罗德里克用“过早的去工业化”来形容这种发展战略，认为其导致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停滞不前。显然，如果不以中产为目标，西方国家容易走入死胡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上台后以恢复和振兴中产为核心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说抓住了要害。不过，需要再次加以强调的是，认识上看清楚了，并不完全能够转变实际的政策。这既取决于美国的政治博弈，也要看外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在对美负面情绪和反美主义盛行时期，美国事实上没能纠正这种错误。
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有4亿人口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从人口规模上看，这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指出：“我们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做了内部测算，2017年已经超过4亿人，2018年需要进一步测算，还会增加。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中等收入群体是有测算标准的。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中国有4亿人，有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所以，消费对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
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显然，多数人不会认为，月均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的群体，具有国际消费能力。
在企业看来，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口。但是，企业家对中国究竟拥有多少有购买力的群体仍有不同意见。如曹德旺认为，中国只有2亿人具有消费能力；而宗庆后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主要靠4亿中产阶级的消费支撑。
2020年11月4日，中国领导人在上海进口博览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
不少学者建议，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政府宜将今后10-15年的发展目标定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日本政府在1961-1970年间，也曾制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了1968年日本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第二大经济体，随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进一步加强。
2020年10月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
中美发展中产的挑战和前景
21世纪初美国制造业人数快速下降阶段，也恰好是中国入世后贸易迎来年均30%增速的一个黄金时段。这一段历史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反复研究，并最终认定美国所丢失的500万个工作岗位中，大概有五分之一是因为中国之故。换句话说，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滑坡，国际因素的占比相对不重要，五分之四的因素来自于美国国内，因而美国决策者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国内因素。
但是，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经济滑坡归结于外国竞争所致，总是更能调动政治资源。因而，在经美国媒体报道后，一些美国学者，也包括一些政客开始将美国的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避税以及中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通过大幅度减少跨国公司返回美国的资本的征税额，吸引了不少公司回到美国境内。但是，这部分主要从欧洲回流的资金，并未进入美国的实体经济，而是涌入了美国的股市，虽然提升了股价，但最终这部分收益，却以分红的方式进入了公司经营管理层的腰包，结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数据上看，中美贸易额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已经较大幅度缩小。那么未来是否需要继续往下降贸易赤字呢？学术界目前对此讨论不多。一个可参考的意见是，德国和日本在冷战结束后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例基本上在10%上下。IMF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3倍，十四五规划结束时，预计将上升至3.8倍。因而，10%可能不会是中美贸易赤字占比的目标值。
无论如何，中美贸易失衡今后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制造业是否仍将继续减少呢？如果制造业减少，那么美国要解决中产阶级问题恐怕就不是一夕之功了。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已经充分注意到经济脱实向虚的危害性，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并且，最近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过早去工业化的反思，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巩固工业化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能否服务于充实老百姓的钱袋子，是一个很基本，也很核心的检验标准。
鉴于中国还有6亿多人口的收入水平不足每月1000元人民币，我们的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好在，20年前，中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000美元，而现在已经过了1万美元。虽然，往后30年，我们难以再现这种增速，但是按照大多数机构的预测，2035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2万美元。届时如果中国能有10亿人口跨入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中国社会就成了橄榄型社会，将更加稳定和谐。而一个以实现中国梦为基础的中产社会，也将形成富有吸引力的中国生活方式，从而极大地影响邻国乃至于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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