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抛下自家的企业，做起了一个负债400万元的穷村的当家人；他会对家人发脾气，却从不给村民看脸色，一件小纠纷，可以调解上百次；他拥有数亿资产，却“抠门”得连村里一个大病困难户都看不下去。意外离世后，他给村民们留下了怀念，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故事和疑问——

记者第三次来到上虞区道墟镇中联村。三幢直冲云霄的18层高楼是村里最耀眼的风景，每次开车经过，都会禁不住抬头：褐色的外墙，时尚的外观，让人忘记这里是乡村。再过几个月，村民们就可陆续搬迁入住，实现“住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房子”的梦想。这，也是前不久因车祸离世的村支书阮德灿的梦想。

半个月前，这位上虞人尽皆知的灿书记在一次外出途中，驾驶的轿车意外落水，离开他当了12年书记的中联村。出殡当天，2000多村民自发为他们热爱的老书记送行。

阮德灿生前，曾因年龄原因多次向村里请辞，但村民们一次次联名写信留下了他。但这一次，村民们终于无法再留住灿书记了。

不能让村民过上好日子，人家凭什么服你？

位于泾啸公路旁的中联村，紧邻镇区，这里常住人口有6000多人。村里有大片的别墅群，规划合理的停车场，焕然一新的公园，但最让人注目的还是在绍兴乡村中绝无仅有的18层高楼，咋一看，跟上虞城区没有太大差别。

“12年前灿书记接手的时候，村里负债400多万元，天天有村民到镇政府或市政府上访。”道墟镇宣传委员张祥刚记得，因为离镇政府近，村民们遇到纠纷，一言不合就到镇政府，这也是很多镇区所在村的通病。

当村支书前，阮德灿的企业已经做得很大了，涉及塑胶、码头、交通工程等十多个领域。接手村支书的时候，他把企业交给了儿子。但这么多年做企业积累的经验，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经济发展是一个村管理顺畅的根本。村民们富了，气就顺了。村里环境好了，引发矛盾的导火索也就少了。他下定决心要让村里“有钱”。

中联村的地理位置优越，与镇区融为一体，离绍兴也近。阮德灿反复打量，觉得要发展村级经济，盘活三产服务资源是条路径。

2007年，中联村的汽车拥有量已经不少了，停车难开始凸现。另一方面，村里角角落落有很多闲置空地，不少是臭气熏天的卫生死角，影响村貌还引发邻里矛盾。阮德灿觉得这些死角可以变废为宝，便在村里做了个调查，决定把这些死角改造成车库。很快，村里第一批私家车库建起来了，共83个，每个售价5万多元，很快被抢购一空，村里的停车难解决了，集体又多了几百万元收入，更重要的是，原先的卫生死角彻底解决了。可谓一举三得。

村里有两幢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当地人叫“中心饭店”，多年来一直闲置着。2010年阮德灿把这两幢房子全面整修后用于出租，一楼做商铺，一年房租收入达十多万元，又一笔资产盘活了。

2009年，阮德灿抓住政府可以补助建设村级服务中心的机遇，向上争取政策，投资300多万元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公共服务中心，解决了办公问题，同时还有11间沿街商铺可以出租。

“他既有战略眼光，又能吃苦，敢啃硬骨头。很多原来在我们看来根本没法做的事情，最后都被他办成了。”

2004年底，当时阮德灿刚刚上任，在村班子会议上提出建高层住宅的想法，结果大家都当天方夜谭：除了华西村，全国有几个地方敢这么做啊！村委主任章关金告诉记者，当时别说村干部思想不统一，就连他本人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一方面村里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村民是否愿意住高楼，大伙心里没底。

虽然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但阮德灿从来没有断过这个念头。

2010年，时机来了。上虞要进行农村宅基地置换试点，选取了章镇、崧厦、道墟等五个乡镇。借这股东风，阮德灿再次提出“高楼计划”。“这次阻力没有上次大，因为村里已经有了数千万元存款，可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很快，这一项目得到上虞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并列入上虞市自我改造型农民集中居住区项目。总投资达1.18亿元，总用地面积超过25000平方米，至少可安置214户村民。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是节约了土地。章关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3幢18层高楼至少可安置214户农户，实际占地面积37.7亩。如果农户单独建房，保守测算需要土地100亩左右，建高楼能置换下60多亩土地。

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可以办理房产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3年后就可以上市交易：“死的宅基地，将变成活的商品房。”

对村里来说，这个项目其实又是一项“富村工程”，根据测算，能为村里带来千把万元利润。

“到2010年左右，村里已经有了近2000万元村级资金，都是靠区位优势，通过项目开发，滚雪球般一点一点滚大的。”章关金说，灿书记的眼光超前，政策把握能力强，中联村级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他的战略眼光推动的。

真正把村民当家人，你就有了耐心

道墟镇的干部提起中联村，曾经很头痛：人口多，成分杂，再加上两村合并时有一些矛盾没有解决，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中联村是由中心村和墟北村合并而成的一个大村。原住民有2300多人，道墟居委会1000多居民也住在中联村，再加上3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实际人口有6000多人。

跟一般农村相比，这里的老百姓算是见多识广，再加上离镇政府近，三天两头都有上访群众。在镇里讨不到说法，转身就到上虞区里，“中联访民”都已经小有名气了。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中联村，却是远近闻名的“零上访村”。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把他们当家人对待，他们也会尊重你。”阮德灿总是对村干部说这句话。

“他对村民很亲，这种亲是发自内心的。”村会计严如龙说。

譬如，他很舍得为村民花钱。他把自己的工资卡让出纳章幼根保管，谁家有困难、村里有急需，就在卡里取钱。

2007年4月27日，章福寿重病困难补助2000元；2008年7月17日，照顾竺福康1000元……这些年，村里先后从阮德灿的“专用资金”里支出76次，共计25万元救济困难户、支持村公益事业，阮德灿又另外从儿子企业中列支，捐助中联村村民医保费30万元。

“这些都是有账目的支出，还有很多没有记录的，我们也记不清了。”章幼根说，灿书记更像个“赔饭打短工”的。2003年，墟北、中心两个村还没合并成中联村，阮德灿二话不说掏出1.3万元建了老年活动室。村里有一名妇女和邻居有矛盾，一口咬定对方踩坏了自己的洗衣机，多次调解无果，阮德灿自己花2000多元钱给她买了一台新的洗衣机。

但是如果你认为阮德灿只是“花钱买众安”，那就错了。他更舍得在村民身上花时间。

上虞区百官街道一处逼仄的民房里，住着60多岁的王美娟。上世纪80年代她买下了中联村的一间平房，从此和村里的邻居产生了扯不断、理还乱的矛盾。这几十年时间，她一直没有停止过“讨说法”。但是阮德灿上任后，她再也没有找过别人，有事就跟灿书记讲。阮德灿为她的事调解了上百次之多。

王美娟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中午，她有事要当面跟灿书记讲，便拨通了他的电话。当时灿书记正在村委办公室，说了句“那你现在过来吧”。因为王美娟住在百官，就随口说了句：“我现在过来，等下回来的车子就没有了。”其实说归说，王美娟还是打算动身去中联村的。但她没想到，灿书记竟然说：“既然你不方便，那就我过来吧。”不到半个小时，灿书记开着车子到了她家门口。

王美娟说，这几年因为为房子纠纷，很多人都认为她难搞、多事。但灿书记不一样，从来没有给她看过脸色，从来都是好声好气跟她说话，“这样的干部，他的话我怎么能不听呢？”

村民章大牛曾与灿书记一道，多次上门给村民调解纠纷。他说，农村里的纠纷很杂碎，为了围墙，为了走道等，大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但一旦没处理好，就会去镇里、区里上访。

村里的胡姓兄弟，曾经关系很好，有一年弟弟要造房子没有合适的地方，哥哥便让出旁边的一块地皮给弟弟。本来说好楼高是一样的，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弟弟的房子却比哥哥高出一截。从此两兄弟结下梁子，成了一对“吵架兄弟”。2011年1月，两家人一场大吵后闹到派出所，弟弟不慎后脑着地死亡，矛盾更加激化。不是哥哥家的人来堵路堵围墙，就是弟弟家的人往哥哥家门口倒尿盆，

为这事，灿书记整整调解了30多次，苦口婆心地劝，但死了丈夫的弟媳妇一直不肯让步。后来，灿书记觉得，这件事的根源还在弟弟家。因为家里死了人，多少有种“吃亏”的心理，求补偿的愿望比较强烈，而哥哥呢，毕竟弟弟死了，心里多少会有一点愧疚。只要弟弟家退一步，一般哥哥也不会主动挑衅。而两家吵架的直接原因就是弟弟家要往哥哥家旁边排水，而哥哥家不同意。所以灿书记请来施工队，给弟弟家接好了落水管，还建了化粪池，让他们家的生活污水统一排放到化粪池里。这笔钱村里没法报账，灿书记自己掏了腰包。这样的处理结果，弟弟家接受了，哥哥家也不吃亏，两家的矛盾终于平息了。

对阮德灿来说，这些让人“头大”的事，他每天都要处理好几起。就在他出事的那天上午，他还为村民老章和邻居四户人家的纠纷作了最后调解。

刚去上虞采访时，我们也想不通，一个村支书何以有这样的耐心？

但跟阮德灿儿子阮洪良交流后，我们释然了：“他有时候也会对家人发脾气，家人与他斗嘴，说你对村民怎么那么好，回家却发脾气？这时候父亲就会说，他也是个普通人，有喜怒哀乐，有些脾气不能对村民发，只好向家人发。他总说，人的一生只要把两件事做好，便成功了。一件是帮生气的人排气，另一件是帮没气的人打气。人都会遇到困难，给人打气胜过助己。人都会生气，给人排气就是在做好事。”

“我父亲是一个忍耐力极强的人。”阮洪良说，父亲上任时，中联村上访现象比较严重，父亲就在思考，为什么村民们要到镇里去上访？说到底，就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说话啊。所以只要村民有事找，父亲从不推辞，不管白天还是深夜。

“倾听”，这种基层工作中最基本的方法，真正要做好、做到位，却是不容易的。村会计严如龙说，灿书记对其他村干部也从不发脾气，这是他的涵养，也是工作方法。譬如这些年村里做了不少高难度的项目，整个村委班子增加了很多工作量，大家有时候也会抱怨，但每次他总是默默地听，从不反驳，等大家说完了，来一句：“工作还是要做的，该干嘛还是干嘛吧。”

“人都是有情绪的。基层干部最大的能力，就是怎样去看待这种情绪，怎样去化解这种情绪。不管这种先进经验、那种先进经验，归根结底都是一条：是不是把为百姓谋福祉放在第一位。”上虞市委组织部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没有一颗公心，做任何工作都是白搭

村里要建3幢18层高楼、3幢5层楼房，总投资1.18亿元，虽然阮家的产业很大，但这搁哪都不是个小项目。更何况，在这样低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要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阮洪良说，其实自己也跟父亲探讨过，家里原来就是搞建筑的，何不接了这个项目，至少比交给其他公司要放心。

但阮德灿不这么看。“家里的事跟村里的事，是两码事，一旦沾边，就说不清楚了。外面那么多项目，哪里的钱不好赚？”

阮德灿相信儿子的品行和能力，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这件事。但不管项目审计如何规范，一旦沾了边，首先村民们心里就会有疙瘩，一旦有了疙瘩，以后还能消除吗？

阮德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招投标时就把儿子的企业排除在外，结果具有一级资质的浙江中富建筑集团中标。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村委班子成员担任起甲方项目经理的角色，亲力亲为管理监督。

“当时我们都反对啊。请个项目经理十几万块钱一年，如果事事亲力亲为，我们这帮村干部非得累垮不可，再说，我们干项目经理的活都是免费打工。”严如龙说，阮德灿“精”着呢，一个项目经理十几万，几个项目经理就是几十万，阮德灿自己带头“赚”进去了，村里每年要省一大笔钱。每当村干部们抱怨的时候，阮德灿就跟大家开玩笑：“年终奖多给你们发一点。”这句话，搁在他刚当书记的时候，可能还是当真话听的。但后来阮德灿发现村里跟企业不一样，村里的钱，不是想发就能发的，后来便把它当成了一句玩笑话。不过，年终儿子的企业发福利的时候，阮德灿给干活卖力的几位村委干部也“照顾”一份，倒是有的。

村委的项目不能让儿子沾边，但企业的钱拿来给村里用，阮德灿却从来没有犹豫过。村民的大病医疗保险，镇里的平安基金，一直都是他向儿子“求支持”求来的。即使在项目建设中要用到铲车、搅拌机什么的，他也全部都是无偿从企业里“借”的。

花村里的每一分钱都很“抠”，这是村委们对阮德灿的共同印象。他原来在企业当过董事长，用的是大办公桌，这个习惯一下子改不了。所以到村委上班后，他自己到家具市场去买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放在村委办公室。

“现在不少有问题的村支书，是用村里的钱买自己的东西，他恰恰相反。”严如龙说。

68岁的村民章大牛是村里的低保户，也是阮德灿从小的玩伴。他说，灿老板年轻时和他一样苦，两个人一起用船给大队拉草料。“现在他做了大老板，一点都没变。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村里的钱管得牢，他自己每天花在吃喝上的钱可能还没有我这个大病困难户多。”

村干部们说，阮德灿规矩意识非常强，他常常讲，如果一个村支书不能做到公心，能力再强、本事再大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村民们不会服气。村民们如果不服气，村里啥事情都做不下去，哪怕你掏出再多的钱贴进去，都是拳头打在棉花上。

阮德灿带出了一批好干部。换届选举时，没听说过中联村有拉票贿选的事，村民们只会担心村干部不愿继续当选。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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