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来到，又到了让农民兄弟胆战心惊的随礼高峰时刻，各地的彩礼乱象一仍其旧。前段时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披露了该部的一个驻村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平均彩礼达到14万元，24%的农户表示存在因婚负债的情况，平均负债2.2万元，因婚致贫成了一个现象。大部分农民每年的红事随礼钱1万到2万。有的农民一年随礼68笔，1.8万元，占到全年收入的41%。
这看上去是一个“乡风文明”的问题，实质上却是农民的现代经济理性和商品意识、市场与货币观念的发育问题。我们在一些贫困地区会看到一种产业扶贫的怪圈：政府发给农民仔猪、鸭苗、鱼苗，农民也确实费尽心力将之养大。然后几个红白喜事接踵而至，就把这些脱贫希望寄托于其上的畜禽“一网打尽”，饲养者似乎毫不心疼和理会它们超高的市场价值，直接就地取材、吃干榨净，转变为招待贵客的美味佳肴。
四十年的改革历史由农村起步。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先易后难、先边缘后中心、逐渐“农村包围城市”的简单故事。其实，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变革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不仅要对抗和扭转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也往往要直面乡土中国的复杂社会结构，那着实是混杂着复杂人性的高难度治理。
前不久，我在一次出差途中遇到挂职所在地Y县一家糖厂的负责人老彭，听他讲了很多在当地收购、加工甘蔗的趣事。
糖厂的原材料是甘蔗。十一月，是南方的甘蔗集中上市的时节。糖厂要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对甘蔗的加工。因为工厂的加工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几十万吨甘蔗一次性收上来，那样也无处贮存保管。于是就有一个先后顺序，分批次、有节奏地从农民手里收购甘蔗。于是，农民砍甘蔗的过程也就存在一个争“先”恐“后”的问题。尽管甘蔗这种经济作物，只要你不砍，任它在地里就这么长着，并不存在什么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风险。
糖厂是要一家一家去收购的。山区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只能依靠人力。蔗农只能抱团取暖、组织起来，进行劳动上的互助与合作。否则，收割高峰期到来，谁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快速完成任务。
怎么合作呢？与发达地区不同的是，这里仍然保留了换工的方式。实际上，熟悉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历史的人们会比较熟悉这个名词。所谓换工，也叫“变工”，毛泽东在井冈山做农民调查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
我比较惊讶的是，市场化、货币化的大背景下，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在农忙季节的这种劳动互助，已经采用货币化方式一日一结甚至半日一结，变工、换工的方式即便在亲戚之间也已比较少见。
据老彭介绍，Y县这里的换工是“换天”，而旁边几个州市蔗农的换工是“换量”。所谓“换天”，就是你替我干一天，我也替你干一天。所谓“换量”，则是你替我砍一吨，我也替你砍一吨。
我们其实可以从“换天”、“换量”到货币化结算这道清晰的光谱，看出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制度变革背后的决定力量。“换天”当然是最简单、最淳朴的方式，那也是需要最高度的信任程度，近乎于熟人社会、礼俗治理之下的原始的劳动互助组合。但是当人的市场意识、经济头脑被唤醒之后，就会逐渐注意到“换天”背后的粗放式管理和农业劳动质量的监管难题。与工厂劳动的打卡上班、计件取酬不同，农业劳动绩效的衡量相当困难。
一些急于抓住市场商机、时间意识超前的农民，不再能容忍“换天”可能产生的“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式的不对等交换，他们更注重结果导向，更在意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效率问题，因此就要“换量”。
“换量”，也就扯掉了熟人社会最后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谁也别藏着掖着，有把子力气都使出来，最后“等量”交换。由此再往前走一步，其实人际之间的熟络程度已不重要，花钱办事，拿钱干活，倒也省去不少乡村伦理之下的隐性“烦恼”和人情“负债”。
比如，今天轮到糖厂去张三家的地里收甘蔗，张三发出邀约，请大家一起来帮忙。但他绝不可能像下面这样精确却也冷冰冰地宣布：“帮忙欢迎，但是只需十个足矣，先到先得，后来者恕不接待。”
而村民们也一定会按照正常的人情伦常，做如下盘算：张三家砍甘蔗，我们能不去帮忙吗？即便明知道他只需要十个“人工”，我们也得去“凑”这个热闹。不然的话，等下次轮到我们砍甘蔗的时候，他就不来帮忙了，谁的人情都不能欠。这不简单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利益问题。东北话把这叫“不落（读la，四声）过”，意思就是走过路过，不能错过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之类的人情往来，哪怕人在外地，心意要让别人“随”过去。
不过，本地农民大概也感到这种“换量”的传统方式负累太过沉重，以至于来了那么多不必要却也驱赶不得的人帮忙，无形中增加好大一笔伙食、烟酒的供应支出，实在是有苦难言。
最近，他们想了一种变通的方式，仍然是换工，但不再是其他人到被收购的张三家来帮忙，而是各家在自家的甘蔗地里，砍一吨给张三。不过，甘蔗款仍然全部归张三所有。下次轮到其他农户的时候，如是往复。这种变通也不是朝着货币化的方向去走的，其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把各家各户的收割进度拉平。
农民经济理性、市场意识、货币观念的觉醒，也不仅作用于农业的生产经营层面，更对农村社会传统做出深刻的重塑。仍以Y县为例。此地农村传统丧葬习俗中更加注重“生死合一”、“祭死祝生”，仪轨繁杂，劳民伤财。老人去世后，其所有独立门户的子女需各签一头牛回来杀掉，请全村老少享用，丧仪过后还不算结束，必须把牛肉宴吃完才算圆满。以至于那些人丁兴旺的大村，几乎一年到头每个月总有几天在吃牛。人们承受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负担，不胜其烦，传统礼俗的压迫性力量又使人只能噤声接受、暗自叫苦，不敢公开出头、当面反对。
最近几年，农民外出务工和收入增加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困境，一部分人率先倡议将老人去世后搁置家中的天数从原来的长达月余缩短到七天以内，上祭时不杀牛改送礼金、严格控制杀牛宰猪数量、减少亲戚上祭人数、取消舞蹈队和吹号、取消花样繁多而时常低俗不堪的丧失歌舞、取消“叫魂”……撇去人情面子的虚荣和薄养厚葬的虚伪，转入注重现世的理性化轨道。
蔗农对经营方式的自主探索、农民对丧葬礼仪的移风易俗，都是我们正经历的这个大时代宏大叙事“在人间”的细微呈现与“活化石”。当然，它们仍是“滞留在现代化中途”的一种过渡状态。不过，经由这道嬗变的光谱，我们能够清晰观察到一种发展的趋势，它与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年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动力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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