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凌晨一点，虽已过立秋，但四周依旧被高温笼罩。
此时，38岁的潘菊更是心急如焚满头大汗。就在10分钟前，4岁的儿子悠悠突发高烧，体温高达39℃，并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无奈之下，潘菊只能强行叫醒已经鼾声四起的丈夫，带着孩子开车前往38公里外的镇上儿童医院就诊。
夜很黑也很深沉，宽广的马路上已经空无一人，只能听见车轮沙沙作响。大约45分钟后，潘菊来到医院。
“医生，怎么办，孩子高烧不退，已经吐了四次了，我该怎么办……”下车后，潘菊和丈夫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冲进急诊室。当夜值班的急诊医生只有一名，吵成一团的急诊室里，还聚集了其他很多家长和孩子，丝毫没有医院外宁静的气息。孩子的咳嗽声、疼得撕心裂肺地哭喊声、家长的焦急问诊声、人来人往的脚步声，医生护士扯着嗓子的说话声等无不充斥着双耳。
经过简单的问诊，医生诊断孩子为感染性发热，需要输液就行，此时，潘菊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就输液而已，不是大问题，”她扫了一眼整个急诊大厅，几乎在所有的孩子身边都能发现林立的输液架和蜿蜒下垂的吊瓶软管。
“一切已是司空见惯，每次夜里带孩子来在这家医院，急诊室都挤满了人，大家都在输液，有时候，在急诊室还能碰见熟人。”潘菊脸上的烦躁已经一扫而空，她略带轻松地说。
在基层儿童医院总是挤满了人，随处可见正在输液的患儿。她认为，在输液就代表患儿在痊愈。
基层输液能治百病
按照传统方式，对于常见病的处理，基层儿科医院医生的治疗手段总是青睐以输液为主。
潘菊是医院的常客，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来过医院多少次，有时候，孩子发烧至38℃左右，还不至于赶几十公里的路，家门口的村卫生室就能轻易解决，当然，处理办法也是输液。
“孩子就是感冒，又不愿意吃药，再说，输液也好得快。”在潘菊生活的地方，无论是医生还是家长都认为输液是处理感冒发烧的最佳选择。
其他疾病也是如此。家住安徽的刘萌听从了医生的话，正准备给咳嗽了许多的女儿输液。“我女儿在刚满1岁半的时候咳得非常厉害，被确诊为支气管炎，当时吃药治疗好得差不多了，但是最近一个月又有咳喘的情况。镇上医院的医生建议我们输液，我们也照办了。”
在基层医生和患儿家长的潜意识里，输液总是没错的，也正是在这些理念下，采用静脉输液的手段来治疗患儿的病痛已成无法争议的事实，这也造成我国输液生产总量不断攀升。
根据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与国家经贸委的统计资料，1995年，全中国的输液生产总量只有13.7亿瓶（袋）；到了2006年，年生产量已经达到了60亿瓶，远远超过了每人每年2.45瓶的计划量；到2014年，中国输液行业的产量达到了137亿瓶，将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甩在身后。
作为儿童医院的医生，刘怡春对这一现状很有感触。“就算在长春这个省会级别的城市，孩子发烧去了医院，也会采用输液的手段进行治疗。”
刘怡春觉得，这也是无奈之举。“一个基层的县医院就只有几个儿科医生，怎么能应付那么多的患儿？所以，输液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基层医生的窘况所在。”刘怡春说道。
针对这样的情况，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宋红梅教授介绍，就在前两天，她曾听闻，有患儿在当地发烧两个月，由于孩子的发烧总是断断续续，家长也会在孩子发烧后第一时间带去医院输液，然而，输液越多，孩子的发烧程度越严重，面对这一现状，当地的医生无可奈何，便建议孩子家长服用中药。谁知，孩子吃了三天中药便痊愈了。
“孩子康复真是因为中药？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静脉制剂有时候是致热源，会导致孩子越输体温越高。”宋红梅教授说。
然而，据记者调查发现，在基层医院，大家都不觉得输液是不合理的现象，此外，不仅有输液现象，也有滥用抗菌药物的现象。许多基层医院的医生并不知道，病毒感染使用抗菌药物是无效的，但是出于方便，他们总爱开具多种抗菌药物。
不难发现，眼下，我国许多基层医院的医生缺乏合理用药的理念，仅凭经验给患儿用药，而这会大大增加了儿童用药的安全隐患。
基层医院普遍缺医生
当然，合理的用药理念只是一方面，在中国，尤其是基层医院，最缺乏的还有儿科医生数量。
7月26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对外发布了我国儿童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最新情况，截至2018年，我国拥有儿科医师23万，每千名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92人。
《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2016）》也显示，2011年至2014年，我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为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35岁至45岁医师流失率为11%，45岁至60岁医师流失率为6.8%。
最近，在某一全国性医生大会上，有专家抛出两个问题：
“你们当中谁是儿科医生？”台下举手的人寥寥无几。
“大家都是全科医生，你们看不看儿科？”台下举手的人又是寥寥无几。
之所以会如此，据记者调查发现，现在，大部分基层医院的医生根本不会选择看儿科，他们都觉得自己看不好儿科。
国家卫健委数据也显示，到2018年底，全国儿童专科医院有228所，300万人口以上的地级市只有50%建立了儿童专科医院。大部分儿科医院集中在大城市，若是孩子得了一些棘手的疾病，只能选择北上广等城市。
“当年，我们本科班200多个人，加上我在内只有两三个人选择了儿科，我硕士同学里没有选儿科的。”北京儿童医院庞一琳医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对此，上述专家也直言，越是不看便越不会看，越不会看家长越不会找他们看。“最后总会将患者‘赶’至大医院。但发烧感冒一定要去大医院吗？实在没有必要。”
这样的情况也造成了北上广一线城市的儿科医生工作量高出其他科室好几倍。
“很多一线城市的儿科医生在中午12点半都不能结束上午的门诊，”宋红梅教授坦言，在协和医院儿科，前来看病的患儿大多是病情较为严重的，他们很多人来自全国各地来，但由于患者人数太多，很多时候医院只能采取限号的方式。
记者在走访上海复旦儿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医院三家专科医院时也发现，这些医院的门急诊总是聚集着无数发烧感冒的患儿和家长。
在复旦儿科医院门诊大厅，家住附近的32岁王琳女士称，早上7点她就已经带着有点感冒的孩子来医院挂了专家门诊，已经排了3个小时，还没有排到号。“可能是昨天夜里空调温度太低了，孩子有些流鼻涕，虽然不是大的毛病，但还是要请专家开个药我才安心。”
“虽然人多，排队时间久，但人家水平高。”40岁的患儿母亲张洁也如此回复道。
当然，这不仅仅是王琳、张洁两个的想法，孩子生病，多数家长的第一选择都是去儿童专科医院，也正是这些发烧感冒的常见病占用了三甲医院可贵的医疗资源。
疑难杂症基层看不好
有时候，哪怕医院有医生，除了常见病，基层医院的医生还不得不面对无数疑难杂症，这也使得他们多少有些束手无策。
2018年9月21日，常州市儿童医院8岁男孩小雨出现暴发性心肌炎，心脏停跳，当地医院的医生经过5个多小时进行30000余次的有效胸外心脏按压后，依旧不见起色，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求助上海的专家。
好在几个小时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体外膜肺氧合（ECMO）专家组及时赶到，经过长时间的抢救，儿科医院成功为小雨进行了ECMO治疗，并进行了长途转运回沪。30天后，小雨最终痊愈了。
结局是好的，但问题依旧摆在眼前：时间就是生命，基层儿科的技术落后使得无数患者难以对其放心。
某基层医院的医生也曾对记者说：“我们医院的检验设备是很简陋和陈旧的，患儿到我们院看病，只能靠医生的经验和问诊来进行，由于缺乏足够先进的检验设备，遇到一些必须需要进一步检查的疾病，就只能动员患者到县级医院乃至更高级别的医院就诊。大大增加患者的就医成本，也让农村患者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缺失信心。”
宋红梅教授也对此很忧心，8月初，她就通过远程会诊了一个仅仅十个月大的孩子，总是高烧不退，通过视频就发现孩子眼裂杏核眼，一脸的白白净净，10个月了还不能坐，远远看起来竖头也不是很好。
“当时，我便让视频那一端的医生仔细观察孩子的手脚是否相对身长比较小，也正是这些观察，让我们判定孩子可能患有普拉德-威利综合征。”宋红梅说。
据记者了解，普拉德-威利综合征（Prader-Willi syndrome）是一种由基因缺陷引起的罕见病。该病可发生于自胎儿期到成年的各个年龄段，并随年龄变化而变化，如管理不规范，不仅可以导致患者早期死亡，也可能伴发糖尿病、血脂异常、梗阻性呼吸困难等。也正因为发病罕见，特别容易被误诊，从而耽误病情。
“所以，基层医生的知识面一定要广。”宋红梅教授强调，“一定要加强对基层医生的培训。”
为此，每年宋红梅教授也会参与各个面向全国基层儿科医生的培训活动，通过合理用药等专题培训课程，帮助基层医生提升综合诊疗能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
“虽然参加培训的医生来的人并不是那么多，但我们也会告诉前来的每一位医生，帮助他们从疾病症状入手，告诉他们出现某一症状时，需要往哪些方面考虑。同时，我们也会指导他们弄清楚各种疾病应该转诊到哪些上级医院。”在宋红梅看来，如果基层医生能够做好精准分诊就已经很好了。
基层培训在路上
如今，随着诊断技术的进步，这也逼迫着基层医生不得不加强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可是，就目前情形来看：技术究竟该如何使用？疾病究竟该如何诊断？报告究竟该怎样解读？一系列的问题已经摆在基层面前亟待解决。
这也成为目前应该培训基层医生的主要方向。
作为一个资深儿科医生，从自己处理儿科疾病的角度来看，宋红梅教授强调，全科医生的培训很重要，“培训全科医生、社区医生解决常见病，稍微有一点疑难的病症再到儿科专科医院或大医院的儿科，这样就会好得多。”
但如果基层医生连最基本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那该如何是好？
安徽省蚌埠淮上区小蚌埠镇后楼的诊所医生宋明清从业已有二十年的时间。他最初选择的是基层公立医疗机构，每天都会接诊不同的患儿，但由于待遇较低，后来还是放弃了公立医生的身份，进入到非公立医疗行业。
山东省邹平市黛溪办东关新村卫生室医生张永生最近发现，基层的纸质档案确实比较多，最基本的个人信息档案血型复合、慢病随访等都需要纸质材料，如此会浪费很多时间，无法让各个平台可以实时协作，他多少有些气馁。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灵堡村卫生室的杨健生医师则表示，当下，想要解决基层儿科的问题，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医生待遇和地位，加强社会对乡村医生的关注，才能增加村医这个岗位的吸引力度。
在基层，想要留住人才，还有诸多难题亟待攻克。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大家对儿科的感观也许有些夸张，但在目前的医疗领域行业现状和基层卫生机构水平难以快速提升、满足患者实际需求的情况下，距离国家所倡导和期望的缓解基层儿科看病难，改变“全国人民上协和”的意识，估计只能用革命先贤孙中山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来总体概括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除专家外均为化名）
指导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宋红梅教授
参考资料：
[1] 《实拍儿科医生荒，以后谁给我们孩子看病？》，中国新闻周刊
（版权声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删除。）
欢迎离婚律师咨询 在线律师 咨询律师 律师在线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