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依然广泛存在着以给付彩礼作为缔结婚约先决条件的现象。一旦双方未能缔结婚约，或者结婚后未共同生活，又或者结婚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而要求离婚的，往往引发返还彩礼纠纷。随着彩礼数额的不断上升，加之因农村人口较高的流动性、不良的婚恋观等因素引发离婚纠纷案件的增多，农村返还彩礼纠纷案件的数量呈激增之势，矛盾冲突也愈发尖锐，这无疑给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笔者对实践中该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难点进行归纳，并提出建议，已期减少该类案件的产生及对法院审理可能带来的冲击。
   司法实务中，该类案件的审理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难点：
   1、参与彩礼给、受人员多，诉讼主体确认难。农村彩礼给付和接受的主体不仅包括缔结婚约的男女，还包括双方的父母、亲属以及媒人等，彩礼的给、受不仅是个体行为，而成为关系到并由双方家庭甚至家族直接参与的大事。该类纠纷涉及人员的多样性，给诉讼主体的界定带来不确定性。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双方父母、亲属甚至媒人能否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的做法不一。
   2、涉案彩礼名目繁杂，举证、认证难。涉案标的中，仅礼金就种类繁杂，以石城县为例，就有“见面礼”、“查人家”、“离慰娘”、“定事”、“正价”等，金额从成百上千到上万不等。除礼金外，还有金银首饰、衣服，个别案件还涉及有房屋和车辆等。基于风俗及缔结婚约的憧憬，当事人在给付彩礼时，特别是礼金的给付，一般都不会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凭证。这使得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彩礼举证困难，庭审中多只能自行提供言辞证据或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旦对方不认可，法院只能依据证据规则对证据不予认定或要求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补强。
   3、法律规定亟待完善，具体返还标准确定难。《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虽然规定了返还彩礼的三种情形，但并未确定具体的返还标准，且规定本身远未涵盖返还彩礼纠纷业已存在的诸多情形，如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按当地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已共同生活的，或者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及如何返还，以及如何判断解释中规定的“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等，实践中的争议较大。
   4、案件调撤率低，息诉服判难。该类纠纷情法冲突较为集中，给付方在审理中常不做让步，认为自己花费巨大，甚至倾其所有，追求美满长久的婚姻没能达成，当然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而收受方则认为，给了就成为自己的财产，没有返还的道理，且青春、名节还比金钱重要，并据此提起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反诉，但因法律关系不同等原因，该反诉请求难以得到法院支持。双方矛盾难以调和，导致案件调撤率低，也给判后释法带来难度，当事人息诉服判情况不佳，案件自动履行率低。
   针对该类案件审理中业已存在的难点，笔者特提出以下四方面的建议：
   1、加强法律宣传，强化证据留存意识，倡导正确婚恋观。法院特别是派出法庭，应积极通过巡回审理、送法下乡，并适时举办法律讲座及咨询活动等普法形式，有针对性的加强对农村婚龄男女及其父母的法律宣传，特别是加大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一方面引导当事人要求对方提供收受彩礼凭证及保存证据的意识，将彩礼项目及数额记录下来，并经双方签字确认，避免在产生纠纷后各说各数，从源头上减少该类纠纷的产生；另一方面弱化农村索要彩礼、无彩礼不结婚、彩礼少没面子、打肿脸充门面的陈旧思想，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
   2、强化部门组织合作，力争以调撤结案。该类案件涉及两个家庭甚至家族的特点，要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仅仅依靠法院的居中裁判很难做到。法院要从意识上树立部门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农村“二老”、村委会、妇联等组织或个人的优势，加强调解，力争以调解及撤诉结案，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3、确立兼顾风俗的办案原则，加大案件释明力度。在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基础上，法院应充分发挥能动司法，适度尊重当地风俗，平衡各方利益。法官应加大案件的释明力度，充分向当事人做好判决所依据法律规定的解释工作。以《婚姻法解释二》规定的“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为例，如当事人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情形，判决彩礼返还的，可对当事人作如下解释：当事人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可以理解为未能够真正开始共同生活，进而解释为确未共同生活，从而使得判决具有直接的法律依据。
   4、完善返还彩礼的具体规定，统一裁判尺度。立法部门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中有关诉讼主体、婚约财产流转、可予返还彩礼的类型、具体返还的标准及比例等的具体规定，提高司法实务的可操作性，统一裁判尺度，努力做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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