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无罪释放已经14年了，车雪峰常在半夜惊醒。睡梦中，弟弟车超浑身是伤，哭着说自己也是冤枉的。窗外漆黑一团，车雪峰坐起身，破口大骂起来。

    18年前，车氏兄弟卷入了一桩奸杀案。2000年1月17日，安徽省涡阳县城关镇赵楼村，16岁女学生王某琳被人杀害。半年后，警方侦查认定，王某琳的邻居车氏兄弟、车雪峰的表弟李勇、车雪峰的战友荆献柱4人有重大作案嫌疑，车雪峰的母谢广英则涉嫌伪证罪。

    当时，车超的新婚妻子王侠怀孕有4个月。娘家人无数次劝她，把腹中胎儿打掉，一切重新开始。在看守所会见时，车超也狠下心说，“有合适的，你再找吧。”王侠没有听从那些劝告，她等了18年： “我就不信他能干出这种事。”

    这起案件中， 5人涉案入狱，历经3次改判。2004年6月，安徽省高院终审判决车超、李勇均构成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车雪峰、荆献柱则无罪获释。

    至今，在狱中服刑的车超和李勇仍在申诉。记者了解到，对此案，安徽高院近日已正式立案复查。

案发半年后才破案

车超案的发生距今已有18年。

    2000年1月18日，涡阳县城关镇朱楼居委会赵楼居民组王福军报案称，当天早晨7点多钟，村民朱福林发现，她婆婆门前有一女孩尸体。两件毛衣从下拉过头顶套着头，裤子脱至膝盖，下半身裸露在外，身上满是白霜。

    据现场勘查记录，该村向北的南北大路距离紫光桥约300米处，有多处盘蹬和拖拉痕迹，拖痕旁边有两行足迹，脚印旁遗有一作业本、一只手套和一只女鞋。尸体向南80米处砖堆南边，有一件花棉袄和一件红色罩衣，警方还在现场提取了半块带血的砖头。

    村民王继华说，其女王某琳1月17日下午1点多去上学，至次日一直未回。警方事后证实，死去的女孩就是王某琳。经涡阳县公安局法医鉴定，王某琳系钝器造成的颅脑损伤死亡。

    车雪峰跟王继华是邻居。车雪峰回忆，消息传来，王家人瘫倒在地，哭作一团，场面让人心酸。庄上死了人，而且还是邻居，他也感到悲伤。

    第二天，车雪峰没有照常去镇地税局上班，他和父亲及弟弟车超作为车家的3个男丁，帮王家人抬棺材，料理后事。“我那时怎么也没想到，一夜之间，几家人命运全部要改变了。”

    寓意吉祥的紫光桥附近发生命案，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黑色话题。很快，涡阳县公安局成立1?17专案组，在全村摸底排查嫌疑人。

    最初的侦查并不顺利，摸排的线索被依次排除。半年后，案件仍未告破，陷入久拖难决的境地。

    当年7月，恰逢中考，王某琳所在的涡阳三中师生意见很大。县公安局又组成新的专案组，责令限期破案。

    村民王英告诉记者，案件迟迟未破，王家人心里也很急切。有一次，她曾陪王某琳的婶婶去闸北找算命先生。“当时只说在西南方向，没有其他信息。”

    车雪峰说，死者亲属把王家西南方的住户排查了一遍，除去老弱病幼和已婚的，推算下来就算到了车超头上。当时，车超22周岁，男性，案发时即将结婚，独自住在新房。车超就这样成了犯罪嫌疑人。

    之后，车雪峰及其表弟李勇、战友荆献柱也被警方带走。

    2001年12月，亳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车超等四人当晚在车雪峰家喝酒。车超与李勇提前离席，巧遇放学归来的王某琳，两人遂生歹念，将其拖至村北正欲施暴，车雪峰送荆献柱回家后也来到这里。

    之后，车雪峰在一旁望风，另外三人先后对王某琳实施奸淫。后王某琳醒来往南跑去，被四人追上，用砖猛砸头部导致死亡。四人很快逃离现场，并约定谁也不许咬谁。

    亳州中院的判决认为，车超和荆献柱均构成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死刑。李勇由于案发时未成年，从轻处罚，与车雪峰一同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车母谢广英因“隐瞒当晚四人在家喝酒吃饭的事实情节”，被以伪证罪判刑两年。

“坚决的无罪辩护”

    回忆起10余年前的办案经历，70岁的王冀生律师仍然耿耿于怀。

    作为车超的辩护律师，王冀生一开始就进行了“坚决的无罪辩护”。“此案事实不清，疑点太多，且证据不足。我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几十年职业生涯中，她代理的案子几乎没有输过。这一次，王冀生也是信心满满，她发现办案人员所谓的“铁案证据”破绽百出。

    例如，针对一审时办案人员所出示的《测谎仪报告书》，王冀生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有规定，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此后，在案件重审时，公诉方主动撤回了该项证据。

    两份《警犬鉴定意见书》也显得可疑。案发不久，办案人员曾两次将适龄男性村民的溴物（含车超的）送到警犬基地鉴定，均未能据此确定嫌疑人身份。半年后，车超被拘，警犬基地突然出具两份鉴定报告称，警犬对车超的溴物反应比较明显。

    半年后才拿出的这份鉴定报告，经不起两次开庭时王冀生的质证，第三次开庭时也被公诉方撤回。

    王冀生说，第一次一审庭审结束时，审判长说：“经过法庭辩论，我对这个案子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但我不能当庭判决，还需要向审委会汇报。”她内心一喜：“显然他们也知道这案子里头有冤情。”但判决结果却与预期大相径庭，“两个死刑，两个无期徒刑，所有人都傻眼了。”

    有律师问王冀生：如果他们拿不出钱了，还要不要帮着继续做下去？”

    王冀生毫不犹豫：“当然得接着做。”

    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4个月后，安徽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亳州中院重新审判。重审后，5个人的罪名没有变化，唯一区别是将荆献柱的死刑改为死缓，其他人的刑期和第一次一审的结果一样。

    五名被告人又一次上诉。

“满脸是血被人抬进监室”

    在上诉材料中，车超和李勇称，办案人员对他们进行严重的刑讯逼供：“打过之后，用铐子吊在钢管上，头顶墙，脚勉强着地。吊打时，晕死过去好几回。”

    车超和李勇称，办案人员还要求他们把衣服脱光，用电棍打生殖器、头、脸、手、脚等。

    李勇的父亲李士明说，会见儿子时，看到他的胳膊至今粗细不一，头上还有缝合的疤痕。

    刚刚进入看守所时，车超和周继坤同住在涡阳县看守所第110号监室。1997年，周继坤等涡阳县周姓五人卷入一桩命案，周继坤是第一被告人。这桩案件被称为“五周杀人案”，于今年4月11日平反。

    改判无罪获释后的第三天，周继坤就找到车家人说：“有办案人员，既参与了‘五周杀人案’刑讯逼供，也对车超进行了迫害。”

    周继坤告诉记者，他亲眼看到车超满脸是血被人抬进监室，嘴巴红肿充血，无法进食，周继坤只能用勺子给他喂水。

    针对被指刑讯逼供，办案人员曾出具说明予以否认。但车超、李勇、车雪峰、荆献柱4人被曾被鉴定出轻微伤，办案人员的说法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在申诉材料里，车超还写道，他遭遇一位女警察的诱供。对方每天给他送饭，说会对他像亲儿子一样。2000年9月22日，车超在一张团结牌烟盒纸上给家人写信，说认了个对他很好的干妈。

    同时，车超还让父母承认，事发当晚，车超和哥哥车雪峰、表弟李勇、荆献柱一起在家里吃饭喝酒一事。“我和高子、哥、主（柱）子在2000年17日晚喝酒的事，你们要成（承）认。不要不说，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

    为了增强可信度，办案人员甚至将女警察为车超买的衣服和信一道，通过村民贾光献辗转交到车家。

    贾光献回忆，信是用两种颜色的笔写的，衣服是一条崭新的蓝色的牛仔裤。“我当时不知道这会让他们陷入圈套，我很后悔，愿意为此作证。”

    记者从知情人处得到一份该女警察写的情况说明，其称，办案人员让她告诉车超，“不要来回翻供，即使承认了也就判个五六年”。她觉得这个孩子蛮懂事的，自己是在帮助他。

    李勇的申诉材料称：“车超跟我说，你承认吧，你不承认我们俩天天都得挨打。他还说，你爸妈被他们关起来了，你要是承认了，就放了你爸妈。当时听了这话，又是挨打得受不住了，我就听车超的话，让车超讲一句，我学一句。”

    李士明回忆，事发当晚儿子在家吃了饭，一家人看完涡阳县电视台三频道的《家族风云》和《食神》，就回房间睡觉了。“本来没李勇的事，车超乱咬人。那之后，我和他爸爸怄气，两家本是亲戚，之后不再来往。”

    而车雪峰对弟弟的“乱咬”表示理解：“我们后来被抓进去也认过罪，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太狠了，没办法。”

车超就之前作出有罪供述写信向家人致歉

安徽高院立案复查

    车超等人第二次上诉后，安徽省高院于2003年10月，再一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亳州中院重审。

    2004年4月，亳州中院在第三次一审之后作出宣判。在定罪证据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判决书宣告荆献柱、车雪峰两人无罪，理由是“只有被告的供述而无其他证据佐证”，车超仍然被判处死刑，李勇为无期徒刑。

    被告人上诉后，2004年6月，安徽省高院宣判，改判车超为死缓，其他人不变。判决生效后，车超和李勇转入监狱服刑，荆献柱、车雪峰则得以离开看守所。

    无罪得释的车雪峰忿忿不平：“依照四人的有罪供述，判了两人有罪，不是很可笑吗？相差如此之大，口供还能作证据用吗？”

    为了替弟弟车超和表弟李勇喊冤，车雪峰说，他寄出的申诉书“用五菱车一车都拉不完”。想起一件事记不清细节时，他急得一会儿起身，一会儿以拳击头。

    王冀生目前没有代理车超案的申诉工作，在谈到这桩案件时，她指出本案的定罪证据之一李勇的《足迹检验鉴定书》有问题。

    此前，在代理这桩案件的过程中，为了给家属省钱，王冀生曾退掉宾馆，住到李勇家中。她借机观察过李勇平时穿的鞋，“那孩子脚不大，走路时两只脚向内偏，导致鞋子后跟内侧磨损严重。”而案卷中，对李勇的《足迹检验鉴定书》却描述为：李勇走路特征是后跟外侧用力。

    揪住足迹鉴定问题，王冀生提出质疑：北侧足迹认定是车超的，长度为28.5cm或29.5cm，47码以上的鞋，而车超穿39码的鞋。但法院判决认为，足迹鉴定反映的是足迹遗留人的步伐的特定性，“两者不矛盾”。

    据车超和李勇的申诉材料，专案组用于模拟比对的鞋子比脚大了很多，只能采用“小脚穿大鞋”的方式，让他们穿上塞了纸的鞋子进行模拟比对。

    案卷中，对李勇足迹进行鉴定的鉴定人王清举称：足迹的鞋码尺寸不影响对人的个体认定。一份办案机关内部文件对此提出质疑，“既然现场作案人的鞋码尺寸不影响对人的个体认定，那么，涡阳警方为搜寻与作案现场相似的鞋子而费尽周折，岂不令人费解？”

    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王清举也承认，足迹鉴定技术存在一定问题，“尚未建立庞大的数据库，使得足迹鉴定的唯一性无从考证。”公开资料显示，在多起刑事案件中，王清举所做的足迹鉴定已被推翻。

     四川律师张柄尧是在今年参与到案件的申诉工作的，他同样认为，本案中的足迹鉴定不能成为定案依据。

    张柄尧介绍，足迹鉴定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警犬对嗅源进行鉴定；第二种是行走步伐特征鉴定，即根据现场足迹和嫌疑人足迹所反映的步伐习惯特征进行比较检验，由此得出现场足迹是否为嫌疑人所留。第三种则根据鞋的花纹类型、磨痕特点等，对鞋子是否为作案现场的鞋子进行同一认定。

    张柄尧说，一般而言，第三种方法能够解决同一性问题，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前两种则存在主观性。本案所采用的鉴定方法主要为第二种，这种鉴定方法不同于指纹、DNA等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特征，只能为侦查指明方向，不能作为主要的定案依据使用。

    张柄尧认为，此案还存在诸多疑点。本案被确认为强奸甚至轮奸，但公安机关作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却称死者处女膜无明显破损，被害人体内无精液、其他分泌物等体液生物特征，并且，死者体表、衣服和凶器砖块上，均未提取到车超和李勇的指纹、血迹、体液、毛发等。

    记者了解到，针对车超等人的申诉，安徽高院已正式立案复查。张柄尧介绍，他从安徽省高院获悉，目前该院负责复查工作的法官已确定，目前办案人员正按程序向亳州中院调阅卷宗。

欢迎法律在线咨询 律师在线解答  法律咨询热线  婚姻律师在线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