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外漂泊的人返乡，最怕各种盘问。今年节前，网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文明过节”倡议：讲文明，树新风，坚决贯彻“六不问”——上学的，不问成绩；上班的，不问奖金；经商的，不问收成；单身的，不问婚恋；已婚的，不问生育；已生的，不问二胎。

   窃以为，此“六不问”甚好，无需论证，换位思考便可：换作是你，喜欢亲戚朋友对你这么“盘问西东”吗？

   之所以要倡议，正是因为“不文明”普遍存在。鄙人作为已婚已育80后，这个春节就没少被问“什么时候要二胎”，提问者包括三大姑、六大婆、亲兄弟和拜把子兄弟。

   我是个实诚人，绝不敷衍，有一说一：现在这一个娃就带得够呛了，二胎实在无福消受；万一上天赐我一对双胞胎，这辈子就算交代了。长辈们不吃这一套，她们向我投以藐视：“我们那时候怎么过来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你们这代人带娃特别不行。

   我们这代人（80后、90后）带娃真不行吗？——好像是的。我自认为时间管理能力尚可，但带起娃来，总有疲于奔命之无力感。反观上代人，的确更加从容不迫，他们养娃似乎就像高晓松在歌词里写的那样：“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

   历史经验表明，但凡说哪代人哪方面不行，多半是因为客观环境起了变化。在带娃问题上，二十多年间我们的生存环境起码发生了三大变化。让上代人从二十多年前穿越到今天，他们同样“带娃不行”。

   居住形态和环境变了。1990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26.4%，而且那时候，国人几乎都住熟人社区，农村居民自不必多说，远亲不如近邻；城市居民大多也住大院，“大院文化”深入人心。

   1990年，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仅554万辆，其中私家车不到15%，居民区车迹罕至。在没什么车的熟人社区里，安全基本无忧，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娃可以放养，孩子们实行“自治”，无需大人太过操心。80后的童年记忆，大抵如此。

   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60%，在房地产开发浪潮的推动下，陌生人社区已成主流，左邻右里不知姓名，楼上楼下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常态。

   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超3.3亿辆，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辆车。马路上跑满了车，小区里停满了车，孩子出门最怕被车撞，如果被撞，街坊们甚至说不出孩子姓甚名谁、家住哪里。这种居住形态和环境下，敢放养吗？

   不放养就得陪着盯着，不能大眼瞪小眼傻呆着，得找内容填充。用电视手机填充最省事，但负责任的家长绝不会这么干，于是有了儿童产业的蓬勃发展。

   各式线下早教班、兴趣班应有尽有；线上产品琳琅满目，讲故事、说英语、教作业。虽名为“儿童产业”，直接决策者和间接消费者是家长，家长不能掏钱了事，得全程陪同。家长的时间，就这样被捆绑锁死。

   非工作时间多陪伴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代家长（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家长）的焦虑，很大程度上 来自“非工作时间”的模糊不清和难以界定。你下班回家，正陪着孩子，手机响起，召唤你投入工作，能不心烦意乱吗？

   上一代人可不这样，在那个工业化时代，人们的工作内容是明确和固定的，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是可以清晰区分的，朝九晚五、做五休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最近十余年，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已经逐步转入后工业化时代，在京沪这样的一线城市，服务业占比已超七八成，金融、科技、信息和商务服务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现代服务业的从业特点，是工作弹性大，协同性强，时空不设限。没人能说清该干多少活，创造无止境，工作无尽头。分工协作呈网络状，你什么时候干什么活，取决于前置环节的进度、后续环节的需求和左右环节的同步，加班是常态，紧急任务常有。

   一些机构推行“灵活工作”制度，上班不打卡，什么时间在哪里工作，自己说了算，这听起来很美，但考虑到工作的协同性，从业者其实难以获得想象中的自由。在家办公？——你确定你能在熊孩子的吵闹捣乱中好好干活？

   以上，我列举了居住形态和环境、亲子时间捆绑和工作渗透生活带给这代家长的困扰。并非说我们自身就没问题，忙着埋头刷手机打游戏煲剧，总不能说是情非得已。这代家长的个人生活比上一代更丰富，有更强烈的个人诉求，这也是事实。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心有力多生娃的，自然会生；自身难保、焦虑不安的，不生或少生也属正常。在生育这个重大问题上，每个家庭都会作出合乎自身三观的决策，享受其幸福，承受其成本。我要强调的是：“六不问”甚好，明年春节继续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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