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酝酿了近两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发布。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科技创新、互联互通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规划部署。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横空出世有重大的时代背景。
近年来，向都市圈和大城市积聚是全球性规律。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快速积聚，但5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将降至1%、略高于0.9%的自然增长水平。2008年以后，我国逐渐告别外向型依赖，转向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导向的“新增长极”，并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截止到2017年底，这19个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4%人口，创造90%GDP。未来，它们将是我国的新增长极。
这19个城市群中，粤港澳大湾区最突出。
首先是高度积聚。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以占全国0.6%的国土面积、5.0%的常住人口，创造了占全国约12%的经济总量；其次，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从制度、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人力资本、创意产出、知识产出等8个纬度评价创新集群竞争力。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的深圳-香港地区，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这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入列者，仅低于“东京-横滨”，但高于排名第三的“圣荷西-旧金山”（即“硅谷”）。
湾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其“拥海抱湾”的自然生态、低成本运输而更适合人类居住，并发展港口和临港工业。港口、贸易和工业发展，带来人口、人才的巨大需求，并催生金融、信息、法律和设计等新业态发展，推动湾区由制造业中心，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创新、要素中心等转变。最后，基于人口产业高度积聚后“城市病”的治理，以及国家“产学研”一体化在空间上的重要构思，湾区经济走向城市群的发展方向。目前看，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具备这样的发展路径。
从规划的空间布局看，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四大中心城市作为湾区发展的核心引擎。其中，香港要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澳门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广州要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深圳要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而湾区内其他7个城市，将结合自身优势，发展制造业为主的产业。
这种多元化的“拼图”，不是吸收和被吸收的关系，而是改革开放40年来，依靠完全的市场化驱动，三地间形成以港澳为国际窗口，广深为研发中心，“广佛肇”、“深莞惠”、“珠江中”为制造业中心的城市带。湾区多中心但无“一极独大”的龙头，产业链齐全但各有所长。香港金融和服务业领先，但虚拟经济旺，结构性矛盾突出；深圳创新活跃，但高房价；珠三角城市多以制造业为主，但自主创新能力低。
借助大湾区、珠三角及内地广阔的内需腹地，港澳发挥自由经济体、完善的司法和金融监管优势，疏解社会结构性矛盾，巩固全球金融和服务中心地位。借助港澳国际窗口和现代服务业优势，作为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广深，协同其他珠三角城市，打造出一个层次更立体、覆盖链条更全面、开放程度更高的经济、科技湾区形态。通过港澳国际认同的市场地位，经济转型和现代服务业需要的现代金融、物流、法律、管理等“软环境”，通过大湾区建设，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遣军”，并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和大国崛起。
对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重要定位，无论港澳，还是广深，抑或珠三角其他7个城市，以及辐射带动的“泛珠三角”区域，都有巨大的诉求，也是各自探索发展新路径、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正如《纲要》所言，粤港澳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影响到了湾区内生产要素便捷流动，影响到三地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衔接，及跨境协同和市场深度融合。
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性差异正是发展的潜力。《纲要》旨在推动要素全面融合、自由流动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互联互通，打破不适应要素流动和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法规制度束缚，提升市场一体化和营商环境等，都是推动实施的重点工作，也是实施细则“落地”的重点。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新时代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高度上，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到国家战略，以及《纲要》的发布和实施，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共识已经形成，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正一步步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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