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开始收治新冠肺炎（当时是不明原因肺炎）患者；1月6日3层楼的隔离病房投入使用；1月中旬，他果断拍板储备3万个N95口罩和1万5千件防护服，整个医院3名一线医护感染且均已康复；3个月来救治的1000多位患者大多数是重症，但死亡患者仅67例……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28号，是武汉市肺科医院。

   作为1月初武汉市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定点医院，这家医院和金银潭医院经历了整个新冠肺炎防治的全过程。近日，武汉市肺科医院院长彭鹏在肺科医院疫情指挥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专访，讲述武汉市肺科医院的抗疫故事。

记者：作为和金银潭医院一样的首批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彭鹏：是1月3号的发热门诊，那天1个小时之内接收了6个患者。武汉市肺科医院1月1号就定为定点后备医院，另外1个是汉口医院，当时金银潭已经是定点医院，记得当时院里领导班子在开办公会，本来医院就一个发热门诊，两三个观察床，开会计划对原有发热门诊进行改造。办公会刚开始，门诊汇报来了两三个（当时是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后来又来了两三个，知道后我们都紧张了。马上结束会议去看，发现这6个患者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比日常感冒重，肺部病灶是典型的病毒肺炎，当时就很警觉。后来把正在进行的发热门诊改造停下来，因为按照传染病速度，我们都知道计划的改造范围肯定满足不了需求，连夜将单独区域的耐多药门诊改成发热门诊，扩大接诊能力。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告诉大家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是可能真正有流血牺牲的。

记者：截至4月1号，肺科医院救治了多少患者？情况如何？

彭鹏：一共接诊1023个患者，出院的有917个。这其中确诊的有806个，因为还有一些患者还没等到确诊就已经康复，直接出院回家隔离，整个肺科医院3个月来死亡的患者有67个，因为早期都是症状最重的患者，100%是重症。

记者：武汉市报告1月5号到1月16日，没有新增病例。当时肺科医院什么情况？

彭鹏：1月5号以后还没查核酸，只是临床诊断上很像，所以确实不满足确诊条件。但是疑似患者单独隔离居住诊治，我们3号就有了单独的病房，所以没有耽误治疗。

记者：什么时候肺科医院开始防护升级的？

彭鹏：1月6号全院开始全线三级防护，从发热门诊到隔离病房，全部都是N95和医用防护服，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每年都会有流感，但是今年太重了。

记者：起初没有说是人传人，为什么在不知道人传人的情况下，您也做出升级防护的决定？

彭鹏：从专业角度出发，临床医生应该把治病救人当第一要义，不要有其他顾虑，做正确的事儿。对我个人而言，我理解的当时的不明原因肺炎，跟SARS同源性79.4%，当时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对这一病毒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即使当时没有说是人传人，但作为专业的传染病防治医院，谨慎更重要，所以我没有放松警惕，按照正常发热门诊顶多是二级防护，但是我们立刻就提到了三级防护。

记者：起初的3层楼的隔离病区多少个床位，多久收满了患者？

彭鹏：1月6号这三层楼102个床位都开始接收患者，几天之内就收满了。后来从1月8号到18号之间，门诊和住院病区共收了380个患者，至少都是疑似患者，当时都有很典型的临床学表现，而且刚开始收的病人都很重，基本上60%以上都是重症患者。

记者：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哪个阶段？

彭鹏：1月末到2月上旬，一天有五六百百患者，但是我们每天只能有2-4个空出来的床位。最开始几天，患者都是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后来就没有那么多这种规律了，前期和中期患者症状较重，到后期确诊患者症状较轻。

记者：之前有很多案例就是患者时而阳性时而阴性，肺科医院有过类似情况吗？

彭鹏：最早的核酸检测试剂是中科院病毒所研发，试着去诊断，当时结合阳性结果和临床症状诊断，但是试剂盒最早期质量不太稳定，感觉明显的就是最初一批试剂盒阳性率达到50%-60%，后来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30%左右，问题是样本量没变化，后来我问检验科的主任，说是换了批次，后来我们就按照临床诊断标准和经验，不管能不能确诊，都先治疗再说。有段时间把确诊结果卡在核酸检测，后来说还是要把CT加入，从专业角度来说，把临床诊断作为诊断标准是非常必要的，部分患者都是核酸还没检测，有临床症状我就按照新冠肺炎治疗了，基本上都好了就出院了，我的朋友在门诊治疗的还没有加重或者去世的。

记者：核酸一天能测量多少？试剂盒有没有紧张过？

彭鹏：肺科医院没有紧张过，都能供得上。样本最多的时候一天300左右，有本院的，也有外院的，因为我们是最早的定点医院，24小时不停的话可以测300个，本院最大也就200个需求，很多医院没有核酸检测能力，我们多余的检测额度就可以调剂出去。

记者：确诊上报一般需要经过哪些部门？

彭鹏：上报患者情况到区指挥部和市指挥部，他们认为临床符合，才定为确诊病例。区疾控和市里的临床专家起主要作用，而且都会复核。但是因为肺科医院是湖北省最大的呼吸类专科医院，日常诊治工作就是呼吸道疾病患者占50%，结核病患者占50%，一般上报的病例都会通过，不会有筛掉的。呼吸科医生标准更容易达到共识，如果患者情况可疑，不符合上报标准的，我们也会正常救治。

记者：疫情初期和中期，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物资都有不同程度的紧缺，肺科医院情况如何？

彭鹏：物资从来没缺过。因为肺科医院本就是呼吸类传染病专科医院，医护日常佩戴的都是N95，我深刻知道防护物资在传染病中的重要性，所以在一开始确定是定点后备医院后，就开始警觉要加大力度储备，比如口罩储备我按照一天消耗500个，但其实全院300个医护，正常就是50个-100个消耗，最多的时候储备了3万多个N95口罩，后来到了一月上旬，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加重，又加大储备，有1万5千套医用防护服，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决定，这些防护物资给了我们医院医护人员极大的信心。武汉肺科医院也从未向社会募捐物资。要知道，物资防护到位，不光是医务人员稳定，后勤人员也稳定，很早就防护升级，穿上以后就觉得有保障了，后勤人员基本上无流失和辞职。

记者：回想3个月的疫情，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

彭鹏：在原有收治新冠病人的病区住满患者后，在邻楼开辟更大的病区，以收治更多的病人。起初（1月3号）是（仁济楼）的3、4、5楼改造成专门的新冠肺炎病区，34个床位3刚好102个床位，但是患者太多，大多数只能在门诊，但是另一栋楼有13层，其中有6层可以收患者，一层50个床位，还能加床。当时就在想，把两栋楼的功能对调，可以多收200个新冠患者，后来确实这么做了，多出来的200个床位也很快收满了患者。

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下那么大的决心一定要扩建病房？

彭鹏：从一月初我告诉身边人，我正在打仗，没事别找我。后来有个亲戚说，自己的一对夫妻同事都感染了，整天发烧，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超过39度，因为这样就可以睡觉了，就是胜利了。这句话把我震撼了，原来外面的百姓对健康的要求已经低到这种程度了，我觉得我需要投入更多力量救助，第二天早上我就和副院长说，换病房，加床位，当时亲戚的同事所表达的需求，就是武汉市民的写照。我也是那时候决定尽量多收病人，至少可以住进来，在当时，能住进来就是最大的欣慰了。

记者：临时扩换病区是不是很艰难？多久完成的？

彭鹏：两天就改造好了。当时是2月初，没有工人，大量建筑工人回家了，火神山也征用了大量工人。后来在其他工地借了板材，凑集了几个工人开始在新楼里改建。因为这个需要改造的病区从前是结核病患者，属于乙类传染病，针对甲类的传染病应该有更严格的规范，两天时间把这栋楼改造好，床位一下多了200，两个病区的患者对调，最多时候收治了280个患者。我个人的想法，多一个床位就是多了几个患者生的希望，床位有了，但病人的转运风险还是很大的，许多都要携带呼吸机转运，绝大多数病人需要携带氧枕。但我们还是尽量做了，精心准备，实现了安全平稳转运。我发挥了100%的力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增加200床位对全市的新增于事无补，但是肺科医院做到了极致，300床位也确实超过了整院医护人员的救治能力。

记者：回想过去三个月，内心最纠结、痛苦的是什么时候？

彭鹏：我个人最难受的时候就是封城的时候我来分配病床，每天就2-4张床可以收新患者。但是在封城后的1-2周，每天来的病人有500多，只能下面的医生讨论后，选出符合住院标准的患者：首先轻症筛掉，在门诊治；从重病人中挑出治疗好转可能性最大的病人优先安排住院。那段时间筛选到我这里大概20个左右，我再选几个住进来，这种选择很难，因为床位意味着生存的机会。

记者：轻症患者在门诊情况如何？

彭鹏：其实轻症患者情况都比较乐观，比如疫情初期，有一家夫妻俩和父母、孩子五个人都感染，因为是轻症，我全部放在门诊治疗，也都康复了，基本上轻症患者都顺利治愈回家了。

记者：肺科医院ECMO的使用情况和治愈情况如何？

彭鹏：正常情况下，我们用ECMO一年不超过几次。最近几个月7台ECMO同时用，其中一个是借的。因为上了ECMO，就算最后可以撤机的成功率很高，但是撤机后还要面对抗感染治疗，还要拔呼吸机，有很多门坎儿。目前肺科医院还有4个ECMO患者，都有希望，医护人员也正在努力。一旦使用ECMO的病人，他的救治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记者：最遗憾的事儿是什么？

彭鹏：最遗憾的事儿是没有更早的说服职工集中隔离。对于传染病防控而言，患者必须隔离，接触的医护人员也是很必要的。其实很早就有把医护人员隔离的想法，在1月初就想过，但是只是提倡，自己带头。当时我组织医院购买了几百套被褥，腾空了一部分病房，这样在医院住的医护人员就避免了社区感染，后来我们又组织职工到酒店集中住宿，当时医务人员自愿报名，全院300多个医护和200多个职工，只有300多人报名，后来有陆续有4例非医务人员感染了，其他后勤职工才报名，说明对病毒的认识也是分层次，但是如果我更加强势，我们的职工感染几率会更小，所以呼吁后没有行政措施的干预是我最大的遗憾。

记者：武汉已经有了国外输入的病例，具体什么情况？

彭鹏： 4月1号的确诊输入病例刚好在我们医院救治，是一个16岁的英国留学男孩。和从前比，现在另外一种压力，因为输入性的防控。作为一名医生，要马上诊断清楚病情，因为新冠肺炎是按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必须在时限内上报，而且涉及密接人员隔离，要是晚一天或几个小时，隔离人数都不一样，所以压力很大。

记者：到现阶段，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有什么难点？

彭鹏：在治疗方面，现在病房里，直接针对新冠肺炎的救治任务少了，很多患者都是新冠肺炎好了，但基础疾病多，护理人员的工作量会有所增加，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之前可以请护工，现在家属都不能来，如今护士的工作量是过去的几倍，一个ICU上了ECMO的患者翻身需要6个护士，所以最后阶段的救治工作压力还是很大的。

记者：1月到2月是医护人员感染的一个高峰期，肺科医院感染情况如何？

彭鹏：从接诊第一个患者的1月3号一直到2月3号，肺科医院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我院有一个好习惯，就是给病人也发口罩，患者戴的都是普通医用口罩，连外科都不是，但疫情最严重的一月份，肺科医院无人感染，所以可以看到防护对感染的阻断多重要，后来，在住院病人里发现了3个新冠患者，可能之前就在潜伏期，也可能住院期间发生感染，有可能结核病病灶掩盖了，后来我们马上隔离了整个病区有接触医务人员，14天后发现无一人感染，足以证明，医务人员N95，患者普通口罩，就可以极大降低人传人的几率。

记者：肺科医院医务人员一共几人感染？第一个是什么时候？

彭鹏：全院医护人员300多人，工作期间感染新冠肺炎医护人员是3个。还有一个是80多岁的退休返聘医生，从没有参与过新冠工作，这些医务人员经调查都有社区感染的高危因素，如果是流程有疏忽，医院肯定会有一批被感染医护。

记者：肺科医院医护人员被保护的很好，您觉得根本原因还有什么？

彭鹏：首先我们日常也收治传染病，医务人员的防护意识强一些。其次，防护用品准备充足些。第三，领导集体决策，大量采购空气消毒设备，最大限度保证消毒效果。疫情期间肺科医院光消毒的空气净化器花了几百万，机器都是1月上旬买的，后来都买不到了。考虑马上春节物流有影响，还有临近春节复工复产有问题，比如一种2019年WHO推荐的紫外线灯，我们医院当时只有十多台用在耐药病房，国内只有一个厂家生产，被列为后备医院后我直接就买了50台，后来看到疫情严重，我问厂家还有多少，回复说是90台，我出了物流费，全部包下了。除此之外，还有消毒仪器比正常时期提高了20倍。

记者：这次医务人员感染的原因您怎么看？

彭鹏：对传染病防控应有的重视长时间的不足所致。传染病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呼吸道疾病，因为传播渠道最难掐断，不像消化道传染病和艾滋病等，都可以切断，但呼吸类疾病不可以，呼吸道的传染病防控体现了传染病防控的最高水平，全国的传染病医院，只要是单独设立的结核病医院发展都不好，武汉肺科医院效益还可以，某种程度上是呼吸科养着结核科。结核病患者那么多，但是没有国家级重点专科，没有国家级质量控制中心，没办法谈到诊疗的同质化，没有一个重点专科，无法体现专科内重点发展方向，县市级医院怎么发展也不知道，这次疫情，其实体现的是我国一直对于以结核病为代表的呼吸道传染病的建设的缺失，只不过在新冠肺炎期间整体爆发了。

记者：对于传染病医生的培训和人才储备，您有什么感想吗？

彭鹏：实战演习到每一个精准细节，每个医院都应该储备传染病专家可以拿出医生总数的20%每年培训。以心肺复苏为例，若不是急诊医生可能很少遇到，但是所有医生每年都训练，目的就是已备不时之需。除此之外，加大对传染病医院和结核病医院支持，提高其诊疗能力对感染体系的完善不是重视基础建设，而是“人”。

记者：过去的三个月，您觉得武汉市肺科医院有哪些思考和经验？

彭鹏：此次疫情中，武汉市肺科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出院治愈率长时间全市第一名，原因之一就是专业，因为肺科医院医生是呼吸科医生。目前全国呼吸类专科医院发展都捉襟见肘，未来国家应该看到呼吸道疾病等传染病的防控不足，补短板最重要的是“人财物”中的人，要培养一批骨干力量，人员培养应该从高校教学设计开始，到毕业定期的培训，学习专科知识，加大传染病在高校当中的教学设置比重，投资和财政保障也应该充足，至少让感染病的医生收入达到全国医护平均线。

记者：这次疫情中，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彭鹏：每一个患者都能讲故事，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部历史。包括之前物资紧张，我们支援武昌医院500个口罩，支援其他医院防护服，都还留存了借条，武昌医院说以后要还的，但是我们也不会要了，我们一直是一个战壕的“兄弟”。这是一份记忆，一份记录武汉、记录中国的记忆。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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