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北京市有关方面通报郭某思减刑案调查进展情况，联合调查组发现相关单位和人员存在执法不规范、违反工作纪律和失职渎职等问题。经查，在郭某思服刑期间，监狱干警刘某某、隋某某等人受郭某思亲属及有关社会人员请托，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郭某思获得减刑创造条件、提供帮助，涉嫌徇私舞弊减刑、受贿等犯罪。此前，刑满释放人员郭某思在超市排队结账时，将制止其摘下口罩的七旬老者殴打致死，引发舆论热议。
果然有问题！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违反防疫要求，并对指出其违规行为的老者悍然行凶，涉事人员的所作所为，不仅公然挑衅特殊管控时期的社会规则，并且伤人致死，其手段之残暴令人胆寒。循着这一涉疫新闻，公众在对其服刑、减刑往事进行爬梳过程中发现的诸多疑点，而今终于得到官方联合调查组的部分确证。
一桩因不守防疫纪律而起的冲突，居然也可以引出一连串徇私枉法的大瓜，但于公众而言，却显然没有了吃瓜的心情，因为这涉及近在咫尺的社会公共安全，甚至远远超出此番疫情对公众安全的威胁。郭某思系2004年轰动一时的“北工大女生被害案”行凶者，被判无期徒刑后经历九次减刑，出狱七个多月再伤人命。关于本案的前情或许多已不可考，无期徒刑亦在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范畴之内，但其九次减刑的过程，那些被联合调查组查证出的徇私枉法、违规操作，如果不是因疫情期间的公然行凶，是否就悄然将隐身于世？对社会而言，道一声“万幸”实在太沉重！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有媒体援引当年郭某思故意杀人案辩护人说法，称“郭某某是普通的家庭背景，并非高官”，可能彼时公众也曾忧心司法被干扰，但正义的实现绝不会止步于司法判决做出，还包括判决执行的整个流程。
对照联合调查组对本案的通报，多名监狱管理人员接受其家人和其他社会人员请托，为其减刑“创造条件，提供帮助”，很难不让人继续心生疑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普通家庭背景”，可以助其打通监狱方面的关系？通报中的“其他社会人员”是否同样身负公职（或者是利用某种权力的影响力），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更有必要倒推，涉案人员此前因故意杀人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司法流程，其“普通家庭背景”是否同样发挥了作用？
在众人之间找到联系固然并非难事，但究竟该归咎于传统的所谓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对权力的浸染，还是有必要反思权力不受监督的恶果？更何况，哪怕再微小的权力，在蝴蝶效应下，其每一次起心动念对社会同样可以有无穷的危害，本案中无辜老者的惨死就是一例明证。
严格来说，此番疫情只是牵出郭某思减刑案中诸多问题的一个极其偶然因素，但正如此前云南“孙小果案”被牵出萝卜带出泥一样，法网恢恢，一切徇私枉法都终要“暴雷”。
疫情是面照妖镜，照出了个案中权力的扭曲、世事的无常，更凸显出权力运行过程监督的价值。被疫情牵出的个案必须得到彻查，减刑假释过程中的权力妄为必须遏制，个案的整体司法流程都要经受细节的复盘。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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