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的一天，日本大阪堺市，一群身着蓝色工装、戴白手套的“特殊清扫师”聚集在一栋民宅的门口，等待着委托人的到来。三周以前，委托人的哥哥——75岁的屋主宫川一多在此离世，尸体腐烂的异味飘出后，邻居报了警，宫川的死讯才被人所知。
特殊清扫师的到来使这栋临街的二层小楼出现了十数年间未曾有过的“盛况”——在此之前，少有人造访这栋属于独居者宫川一多的封闭世界。2018年，为了拍摄纪录片《无人知晓》，来自中国的何润锋来到大阪堺市，作为“实习生”参与了这次“孤独死”现场的清扫。
他走进那个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烟头混着塑料袋凌乱堆积在地上，因为去世太久，尸体的体液在那团混乱不堪的“床褥”上沾染下了深褐色的痕迹。尽管已经预知了自己将要面对的情况，但来自现场的刺激是影像资料无法企及的。
“人怎么可以这样离开这个世界？”何润锋说。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2017年，日本约有4.7万人“孤独死”。他们生前独自生活，在社会上处于孤立状态，独居过程中因为摔倒或突发疾病在家中死亡，常常死后较长时间才被发现。在日本一保险协会2018年发表的《孤独死现状报告》中显示，当年，仅在东京都23区，每天就有8.5名老人“孤独死”。
清扫“孤独死”
清扫到中途，有一两个片刻，何润锋从现场“逃”了出来。
这几乎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死者留下的体液渗进手套，那种黏腻的触感让他“受不了”。隔壁的公园成了暂避所。在那儿，何润锋洗了将近5分钟的手才重新回到现场。
宫川一多生前居住的这栋日式住宅分为两层，上下划出10个房间，房内大部分空间皆被杂物堆满，属于宫川的活动范围，只有后门右手边的5平米房间。因为断电，整座房子都陷入了黑暗。打开正门，特殊清扫师坂田在前面探路，何润锋跟在后面，堆叠在两侧的杂物在中间拱出一条狭窄的小道，脚底的杂物没过脚踝。
过去的十来年，亲历“死亡”现场与“独居生活”对何润锋来说并非新鲜体验。当过战地记者的他，报道过尼泊尔内战、利比亚战争，见过被炸毁的建筑，也闻到过战争现场散发出的尸体腐烂的味道。
多年的独居体验，让他第一次抛开了记者的旁观视角，去感受这个保存完好的建筑空间内发生的“孤独死”。
清扫进行到最“硬核”的环节。坂田和另一个清扫师站在房间的中部，一人拎住床褥的一边，试着将其塞入袋中。随着手上的抖动动作，夹在床褥中的塑料袋和生活垃圾纷落下来。狭窄的空间内，臭味登时猛烈弥漫开。何润锋站在靠门的一侧，戴着口罩，一分钟内数次将头探出门外透气。
另外两位日本清扫师全程保持着“专业”的状态，仿佛对“非人”环境里的种种感官刺激脱敏了。
“没什么不适感。”特殊清扫师山下说，“从业这么长时间，不论面对怎样的现场，都可以完全保持冷静。”
但回到十二年前，还是新人的山下同样面临着职业生涯中最“恐惧”的时刻。
山下是“回忆”清扫公司的一名资深清扫工，也是带何润锋的师傅。2010年，大阪市一个三层高的公寓楼内，一位老人死在了浴缸里，一个月后才被人发现。因为工作量不大，山下被派来独自清扫。屋子里没有灯，全黑的工作环境里，死者的体液和水混在一起，溢满了一整个浴缸。要清理干净并防止堵塞浴缸下水管，山下只能一勺勺将浴缸里的水舀到马桶冲掉。这是他整个从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清扫”。
山下工作的“回忆”公司拥有两个仓库和16名员工，在全日本5000余家特殊清扫公司中，属中等规模。社长横尾将臣因奶奶的“孤独死”而创办了这家清扫公司。14年前，横尾清扫完一位老太太的孤独死现场后，死者40多岁的女儿向他致谢，感动地流下眼泪。这让他意识到，原来特殊清扫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家属清理杂乱无章的死亡现场，更在于抚慰死者的家人，为他们带去温暖。”于是在这行长久地留了下来。
2008年，特殊清扫行业在日本刚刚起步，来到这一行的清扫师多数面临生活上的困顿。山下在成为清扫师前，是一名销售，因为公司一直拖欠工资不发，手头拮据，想来这一行试一试。
“很多人之前的就业经历失败，觉得人生无望，但在这份工作中，能发掘到自己对于社会的意义，被需要的感觉。”横尾说，高薪也是这一行业能留住人的重要因素。“回忆”特殊清扫公司的员工月薪为30万到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元至2.5万元）不等，加上一些奖金，部分员工的年薪可以达到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
“算是高薪职业。”横尾说。
成为特殊清扫师没有太高的门槛。“不需要考资格证，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流程，来个新人就直接和老员工一块儿去现场就行。”山下说，这是一桩和搬家工程量相当的活儿，因此，在招聘清扫师时，“体力好”和“能够体谅家属的心情”是最重要的准入门槛。
作为日本专门针对“孤独死”现场进行清扫、消毒和复原的特殊清扫机构。“特殊清扫公司”在5年间增加了15倍。
在“废墟”中生活
1988年以前，宫川家的二层小楼曾经是一间社区诊所，30年后，这里成为宫川的“生活废墟”。宫川的父亲去世以前，两人关系即已交恶，一个住在一楼，另一个住二楼，相互不往来。10年前，宫川的父亲去世，两人至死没有和解。两个兄弟在东京生活，和宫川几乎断了联系。
哥哥口中，死去的宫川是一个“性格孤僻、不善交际、也没什么朋友的人。”但在翻找遗物的过程中，何润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宫川的书柜里藏着厚厚的信件和贺卡，收件人署名宫川一多。窗台上，摆放着宫川精心收藏的陶瓷工艺品。一套包装完好的弓箭挂在墙上，箭上刻着宫川的名字。最令何润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礼物，“一件粉红色的摆设，内嵌心形图样，旁边有一行英文的标注：情人节快乐！”
种种迹象表明，“宫川不是他弟弟口中那个孤僻的怪老头——至少曾经不是。”但坂田告诉何润锋，宫川虽然拥有很多兴趣爱好，但大多是弓道、DVD这样一个人就能享受的兴趣爱好，还是与人没有交流。
宫川拥有一本相册，里面收藏了许多飞机和鸟的照片，不同的景别里，鸟和飞机舒展开双翼飞翔着，在何润锋看来，这代表着宫川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的向往。“我可以主观地去解读，这意味着他会想去拥抱这个世界。”
但在“孤独死”死者们普遍封闭的生活状况中，“拥抱世界”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容易。
许多与外界无法交流的独居老人，通过收集垃圾和杂物来满足需求。一位跟进过许多孤独死案例的日本女作家告诉何润锋，她曾见过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家里堆满了报纸，依赖这些扎成捆的报纸堆获得安全感。“日本很多老人靠捡垃圾让房间变得不再空旷，充实的房间给人一种安全感，而且冬天也不会那么冷。”
宫川也不例外。
何润锋和坂田一起爬进“废墟”中心。坂田指了指那些快要触碰到天花板的杂物，告诉何润锋要小心。“许多独居老人捡垃圾，大到废弃的家具，小到报纸杂志，都往家里搬。垃圾越堆越高，很容易坍塌。不少独居老人就是因为被倒下来的垃圾砸中，动弹不得，最后慢慢死去。”
但某种层面上，这些物品又附着一个人一生的回忆。楼梯的拐角处，有一辆红色的儿童单车，是宫川小时候兄弟三人的玩具。家人们出去游玩时拍的黑白照片塞放在角落，此时已无人问津。遗物的价值让何润锋在处理时感到犹豫。他打开一个包装完好的瓷杯礼盒，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又把它原模原样地装好。但师傅告诉他，宫川的家人并未提出任何保留遗物的要求，许多承载着宫川私有记忆的遗物，都在门口那台垃圾车里被搅碎了。
走到二楼，清扫后露出的一扇窗户让何润锋一时恍了神，他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另一扇窗。那是1997年的5月，何润锋和几个朋友去青岛旅游，抵达时已是深夜，舟车劳顿，昏头睡去。第二天，他被一阵鸟鸣吵醒。何润锋起床，站在招待所左前方的一扇窗前，阳光照进来，天微蓝，树叶婆娑着发出一些细微的声响。
很长一段时间，何润锋都无法忘记那个窗口。“我想要的‘幸福建筑’，就是一睁眼就能看到那扇窗。”但6个小时以前，宫川家的这扇窗正被杂物堵住，阳光根本透不进来。
那一瞬间，何润锋感觉到了悲哀：当宫川活着时，“堆积成山的垃圾，你看不见任何生活的痕迹，感觉在苟且地活着”，居住在这里的人去世后，房间重新整洁起来，生活的可能性才终于回到这里。
信号没有再发出
何润锋17岁在北京读书，7年后去香港读研，陌生的粤语环境，几乎交不到知心朋友。媒体的节奏快，在香港工作时要频繁出差，最忙的时候，“一年可能有大半年都不在香港的家。”他时常感到孤独。
“你有了这个世界，却失去了很多的亲密关系，因为成长的环境就是你不断地跳跃过渡，然后中国城市的流动越来越强，你会发现很多人很容易孤独。”
在东京湾附近的一个社区内，一些独居老人自发组织了一个类似“夕阳红”的协会——“樱花协会”。每周三下午，他们约定着聚在一块，打牌或唱K。互相排解寂寞的同时，也留意着各自的身体状况。在与何润锋聊天时，老人们“倔强”地说，有这些老伙伴在，自己并不怕“孤独死”。
樱花协会所在社区的管理人员告诉何润锋，他们会用各种方式防止“孤独死”的发生。比如，送报纸或牛奶的时候，会放在每家的房门口，如果第二天再去送的时候报纸和牛奶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就会敲门确认情况。碰到台风天，或者有预警的恶劣天气，他们会挨家挨户去敲门，看看里面的人情况如何，确认窗户有没有关好，防止意外发生。
何润锋认为，社工能做的也只是一种兜底工作。“这种关照是建立在一种功能性的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情感联结。”对于宫川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对外的情感交流通道，“只能选择保留最后的尊严，用孤独来武装自己。”
实际上，没有人能彻底解决一个人的“孤独困境”。和“樱花协会”的老人们聊完之后，一个老头偷偷向何润锋表达心声，“我其实挺怕’孤独死‘的。”因为就在不久前，附近的社区出了一起“孤独死”案例。
何润锋曾去东京探访过一位名叫和泉的独居老太太。和泉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很早就搬去了埼玉，留下她一个人住在两室一厅的家里。82岁的和泉早年间做过胃部切除手术，身体虚弱，常常担心自己有一天在家发生意外，孤独地死去。有一天晚上，和泉感到胸痛，担心自己会在睡梦中猝死的她赶快给儿子打电话。“告诉他第二天一定要给我回个电话，如果我没接，就给我收尸。”
去世前，宫川也曾给弟弟打过两人之间的最后一通电话。在那通“不明所以”的电话里，宫川向弟弟喊了几句，要说些什么，却又什么都没说。
“什么时候你会没事给人打电话？”何润锋说，“（会在）你想让他知道你的存在，你也想知道他的存在（的时候）。”在那个时刻，宫川将电话挂断。那个试图与亲人建立联系的微弱信号发出后，被快速收回，并最终没有再次发出。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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