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药品集中采购又被称为带量采购。
此次药品集中采购汇总了11个试点城市的用药数量，在采购公告中即明确每个品种的采购量，给药品生产企业以明确的预期。
“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拟中选结果公布，31个试点通用名药品中，25个品种拟中选。同时，与试点城市2017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
一些未入选“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的行业巨头也纷纷主动举起“降价”大旗。
原研药在专利到期后仍享受高价格、高市场份额，大量医保基金因此被浪费。
提质后的仿制药，在此次“4+7”带量采购中表现亮眼，展现出替代原研药的能力，这意味着，通过药物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在与原研药的竞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现在药品最终消费价中有5成以上以营销费用的形式流向医院、医生、医药代表，“4+7”带量采购有望改变这种虚高药价。
此起彼伏的药品降价消息，令医药企业对2018年末的寒意感受深切。
某医药行业龙头企业董事长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其所在企业花巨资跑赢药物一致性评价（仿制药要与原研药质量、疗效一致）后，本以为能靠优质卖上优价，不料“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等新政让他顿生压力。他感觉“不做（药物一致性评价）等死，做了找死”。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是首次由国家层面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试点。“4”指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7”则代表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7个城市。
2018年12月7日，“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拟中选结果公布，31个试点通用名药品中，25个品种拟中选。同时，与试点城市2017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
面对应声而降的药价，一些未入选“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的行业巨头也纷纷主动举起“降价”大旗。
降价改变了不少医药企业的预期。看到自己坐以待之的“币”惊变为“毙”，这些医药企业满心困惑，他们想知道：来势汹汹的“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会是一尾搅动医药市场格局的鲶鱼吗？未来的药品销售模式又将何去何从？
1、降价鼓点在响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又被称为带量采购。
所谓带量，是因为此次药品集中采购汇总了11个试点城市的用药数量，在采购公告中即明确每个品种的采购量，给药品生产企业以明确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带量，也是本次药品集中采购最大的亮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傅鸿鹏告诉记者，与不带量的采购相比，带量采购相当于给药品生产企业做出清晰的预期销售承诺，有利于药品生产企业根据采购量提供更优惠的价格，薄利多销，实现以量换价、明显降价的效果。
带量采购引起的药价降幅引起业界震动。以阿斯利康的原研药易瑞沙（吉非替尼片）为例，该药适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化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尽管该药在2016年专利到期，但价格仍显昂贵。在此次带量采购中，阿斯利康的吉非替尼片（250mg*10片）以547元中选，降价幅度达76%，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低25%以上。业界对此评价为“‘专利悬崖’（专利保护到期后，企业依靠专利保护获得的销售额和利润就会一落千丈）效应显现”。
而就在业界惊呼“4+7”带量采购的中选价格堪称“地板价”时，更低的价格旋即出现。
2018年12月26日，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关于调整吉非替尼片挂网限价的通知》称，根据企业申请，将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吉非替尼片（药品编号：2703571、规格：0.25g*10片）挂网限价由1585元/盒调整为498元/盒。这个价格比阿斯利康中选的同品种、同品规药品低了49元。
更低的价格不独出现在仿制药与原研药的竞争中，仿制药之间的战争也已打响。
以全身麻醉的手术患者在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时的镇静用药——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为例，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苏恒瑞）本占据8成左右的市场份额，但在“4+7”带量采购中，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某药业）以“黑马”姿态杀入并中选，其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2ml：0.2mg*4支）的中选价格为532元，单支为133元。
江苏恒瑞随即“出手”——2018年12月26日，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发布通知称，根据企业自主申请，对江苏恒瑞主动申报降价的药品“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2ml：0.2mg）”统一下调省级集采价格至123元/支，比某药业的中选价每支低了10元。
更引人关注的是，与“4+7”带量采购约定采购量不同，齐鲁制药、江苏恒瑞等企业的主动降价并无对“量”的要求，“4+7”带量采购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2、药品市场洗牌
带量采购的又一威力，体现在仿制药对原研药的替代效应显现。在业内人士看来，此举很可能改变医药市场现有格局。
据前述医药行业龙头企业董事长介绍，我国药品支出中最不合理的开销集中在原研药，原研药在专利到期后仍高价售卖，并占据主要市场份额。比如爆款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慢粒白血病患者的救命药原型——格列卫（甲磺酸伊马替尼片）专利早已到期，但其售价仍超万元且占据8成左右市场份额。国产仿制药有3家，售价一般在千元左右，仅为格列卫的1/10。
该董事长评论说，在全球市场上，专利到期的原研药大多遭遇“专利悬崖”的困境，但在我国，即使是一些已过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其价格在国内仍然居高不下，部分价格长期、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专利悬崖’的情况在我国迟迟没有发生，甚至原研药的发展势头仍然强劲，这意味着大量医保基金被浪费。”
据记者了解，这种过期原研药享受高价格、高份额的情况在我国并非少数：以4个2017年在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销售超50亿元的“重磅炸弹”级药物看，2011年专利到期的立普妥（阿托伐他汀）、2012年专利到期的波立维（氯吡格雷）、2016年专利到期的可定（瑞舒伐他汀）都还占据5成左右的市场份额，2007年专利到期的络活喜（氨氯地平）则占据6成左右市场份额。
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仿制药总体质量、疗效难以与原研药抗衡。为全面提升仿制药质量，筑牢仿制药替代原研药的质量基础，201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出台，期望通过全面开启药物一致性评价，达到仿制药有效代替原研药的目标。
在近3年的努力后，2018年12月28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关事项的公告》及相关政策解读，称“截至2018年11月底，已完成112个品种的评价”。
虽然通过药物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数量还比较微小，但这些提质后的仿制药，在此次“4+7”带量采购中表现亮眼，展现出替代原研药的能力：“4+7”带量采购结果显示，25个中选品种中，通过药物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为22个，占88%，原研药为3个，占12%。这意味着，通过药物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在与原研药的竞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告诉记者，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取得一定进展，部分仿制药达到和原研药质量、疗效一致的水平，这为促进仿制药替代原研药奠定了基础。
史录文解释说，以前的药品采购基本没有像“4+7”带量采购这样，对采购药品的质量入围资格做出规定，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弊端。这次把通过药物一致性评价作为质量托底要求，有利于实现用药质量的提升，同时也可以想象，凭借等同原研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加上更实惠的价格，原研药价格独高、市场独占的情况将可能得到扭转。
面对高质量仿制药的围追堵截，原研药生产企业可选择的路并不太多：要么战略性放弃11个试点城市，发力其他地方的市场份额，要么在其压力下协同降价，争取下一轮中选。但无论如何选择，原研药享受价格、市场双重好处的日子已经不多。
而在仿制药传出胜利讯息的同时，也有业内人士忍不住为其“叫屈”。前述医药行业龙头企业董事长仍以格列卫为例表示，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昕维是我国甲磺酸伊马替尼的首仿药，2018年5月，昕维率先通过药物一致性评价，在“4+7”带量采购中，昕维（100mg*12片/板*1板/袋*5袋）又以623.82元中选。“昕维虽然中选，但考虑其售价本就只有格列卫的1/10，中选价在此基础上又降了三四成，可以说代价不小。”
3、要适应新规则，也要履行新规则
在傅鸿鹏看来，业内人士对中选的仿制药降价“叫苦不迭”，既有药品销售模式惯性思维的影响，同时也可看作是一种对“4+7”带量采购配套政策更精细、更到位的呼声和要求。
药价虚高是我国医药领域的突出问题。我国药品生产企业长期处于“带金销售”模式，药品销售价格中的销售费用、市场推广成本等“水分”很大，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合理利润份额较小。据有关方面测算，现在药品最终消费价中有5成以上以营销费用的形式流向医院、医生、医药代表。从这个角度讲，药品价格下降5成左右，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带量采购恰恰冲击了这种惯常的药品销售模式。傅鸿鹏说，在带量采购的模式下，企业中标后就相当于有了稳定的销售量，因此对企业来说无需再进行相关促销行为，这就堵住了企业“二次公关”、医院“二次议价”等问题，减少了药品购销中的灰色空间、回扣空间。
傅鸿鹏解释说，在“4+7”带量采购的理想状态下，只要保证采购量，企业就无需去花营销这笔钱，也不必担心产品的销售量，这就能够节省大量促销、流通等环节的费用，从而扎扎实实、合情合理地把药价降下来。另一方面，改变惯常的销售方式、商业模式后，药品生产企业弱化营销的同时势必强化研发，这也有利于企业回归到提升药品质量、促进药品研发的正确轨道。“如果还是用原来的药品销售套路、营销经验看待‘4+7’带量采购，可能就会不适应。”
当然，“4+7”带量采购试图建立的新规则，还需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确保约定的采购量得到执行，确保中选药品能够真正进入医院、优先使用。
前述医药行业龙头企业董事长坦言，“4+7”带量采购的新规虽然已经出台，但从他们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经验看，药品销售的关键在医院、关键在医生，因此，“4+7”带量采购能否如约兑现、中选药品是否真能得到保驾护航，仍需观察。
消除药品生产企业的疑虑，一方面需要医疗保障部门科学监管，建立健全医疗机构医保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将中选药品使用情况纳入医保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相应奖惩制度。
另一方面，则需要卫生健康部门精准施策，畅通中选药品优先采购和合理使用的政策通道，将中选药品纳入临床路径管理，制定用药指南，促进医疗机构科学合理用药，将优先使用中选药品纳入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
显然，这些都离不开目前正在强化的“三医”联动改革。而如何进一步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等政策，提高公立医院管理水平，统筹推进医疗价格调整和公立医院绩效考核，配合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均是难度颇大的题目，考验着每一个置身其中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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