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顾黑诊所的基本都是居住在城郊结合部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没有加入当地社保，生病以后不愿意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在他们看来，老乡值得信任，找老乡看病既方便又实惠，对所谓的行医资质缺乏概念。据卫生部门调查，黑诊所里所谓的医生，只有少数人在医学院校进修过，大部分是无学历、无职称、无执业资格的“三无”人员，有些甚至只是普通农民。

2008年，兽医唐某在温州苍南非法行医，因乱用青霉素致人死亡。2009年，台州温岭程某突发冠心病，却被无证行医的潘某“诊断”为胃炎，最终因错过抢救时间死亡。2011年，杭州萧山一名7个月女婴在黑诊所就医时死亡。2012年，仅仅在卫校读过几天书的金华浦江县李某，擅自为他人治病，两针退烧药葬送了一名16岁少年的性命……

根据浙江省卫生监督所提供的资料，从2007年以来，黑诊所无证行医致全省290人伤亡；280人被法院判处“非法行医罪”。

黑诊所没有经营许可证，“医生”没有执业资格证，卫生环境差，药品来路不明，却能在全国“遍地开花”、屡禁不止，原因何在？

有媒体分析认为，“以药养医”助“黑诊所”长盛不衰。6毛钱出厂的药物，卖到13元，利润高达2000%。医院不卖廉价药，低收入患者转而选择相对廉价的黑诊所。大医院看病“难”又给让病人望而却步。看个小病，求医挂号需要等一整天；而“黑诊所”随到随看，确实方便。

违法成本低，放胆了“黑诊所”的胡作非为。目前，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打击非法行医的主要依据是1994年出台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多采取责令停业、没收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罚款等行政处罚，一般不触及刑法。几千元的罚款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很多非法行医者被查后换个地方又“另起炉灶”。

合作医疗跨地医保难题，使得外来务工人员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当地的公共医疗资源。从2003年开始，我国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仍处在新农合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夹缝中，绝大部分地区门诊无法报销；而“黑诊所”的业务，正是门诊。

目前，社区卫生所已覆盖城市主城区的绝大部分人口，但在城乡接合部，社区卫生机构还不多，满足不了周边居民的需要。

海南大学教授詹长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黑诊所问题从根本上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大医院，街道卫生所等基层医疗机构设施不足、医疗水平低，给黑诊所可乘之机和“市场空间”。詹长智认为，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实现医疗资源配置的均衡化迫在眉睫，应加速建立社区医疗服务网络，降低运营成本，把在黑诊所就医的低收入人群“拉拢”过来。

有学者建议，确保公共医疗安全是政府的责任，应建立行政长官问责制，对黑诊所恶性医疗事故甚至命案，必须追究管理部门领导的责任。与此同时，尽快形成联合打击黑诊所的工作机制，卫生计生、药监、工商、公安等部门互相协调、密切配合，通过街道（乡镇）、居（村）委会等共同监督管理，让黑诊所无藏身之地。

黑诊所存在还暴露了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机制的缺失。国家禁止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向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出售药品和医疗器械，黑诊所一般打着医院的旗号采购。其实，企业只需在交易前要求买家出示营业执照并核查，便可以拒黑诊所于门外，但个别企业为了逐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会责任感缺失。

浙江的黑诊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无证行医者开办诊所，这些“假医生”社会危害巨大，卫生部门必须坚决打击；另一类是从医者持有行医资格证，但受医疗结构申办的户籍限制，“被迫”成为黑诊所，对于这类医疗机构，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帮其“洗白”。

温州鹿城区在区别对待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实践。经过多年的整治，鹿城区黑诊所的数量已经从2010年的520家到减少到现在的190家。一手是“堵”，另一手是“疏”。从去年开始，鹿城区进一步开放医疗市场，放宽设置诊所、门诊部的户籍限制；并督促具备相应条件的非法行医者“转型”，推动他们申办合法诊所。

“惠明牙科诊所”的陈惠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开办的诊所在去年年底成为第一家由外省籍医务工作者申办的医疗机构。

“新居民”要想申办诊所，只要符合办医条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经注册后在医疗、保健机构中执业满5年），就可前往鹿城区行政审批中心（卫生窗口）申办诊所。仅半年时间，鹿城就有符合条件的8名外省籍医务工作者申请开办诊所。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洗白”外籍医务工作者开办的医疗机构，政策上应宽松，软件和硬件上则应严格要求。

事实上，浙江省去年就已下发文件，鼓励民间资本开办医疗机构，杭州已于6月份下发了指导意见，但疏堵结合整治非法行医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