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车祸之后，见义勇为的前警察和肇事者开始了长达20公里的追击与逃亡，前警察穷追不舍，肇事者四下逃窜，接连发生三次撞车，直到生命结束也不肯停下脚步。追击者本以为自己是见义勇为的绝对好人，意外的结局却将所有人陷入困境。这个故事讲的是不可能之事如何发生，但事件背后人物的日常，所品尝过的苦楚与爱，却是一个更好的故事。
前囚犯和前警察一起拐上了古柳线，渔民权威被撞飞了
张永焕死去的那天被车撞了三次，分别与一辆摩托车、一辆面包车和一列货运火车。死去之前，他始终被一个无法摆脱的身影追赶，追逃之路长达20公里。死去之后，张家把他吃的最后一餐原样保存了一整年：很快变成固体的粥、碎鱼刺和一双结了蛛网的筷子。除去这个特别的纪念仪式，一年来他们举家出动，穷其所能，还花十万聘请了一位心脏不好的省会律师出差来本地调查，结果都表明，那天追张永焕的是个百分百的陌生人。
张永焕本人也被原样保存了一整年——在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殡仪馆的一台冰柜中。警察在事故报告中记录了“原样”：“上身着灰色棉夹克，内穿紫蓝相间毛衣，下身由外而内分别着黑蓝色外裤、灰色运动裤和黑色棉裤，左脚穿蓝色棉袜，右脚消失。”
生命中最后一个早晨张永焕为什么出现在打工地一百公里外的海边始终是个谜。刚出狱时他倒在海边干过窑工，可以竞选吉尼斯世界纪录最艰苦工作的那种，后两年没领到钱，砖厂的意思是先替他存着，像银行那样，他也只好走了。一百天前妻子突发脑溢血死在家里院子中央。所以那天他本该在工厂或者墓地。一年来超过三十人参与调查，谁也没说出个能服众的版本。不过按家人回忆，那个早晨张永焕吃完粥和鱼，穿好“原样”，还要打完一短一长两通电话，披上一件假毛领大衣，再戴上头盔，再骑上属于他的车牌号冀BFY545的红色小摩托才出了门。
后三件行李被他在逃跑路上挨个弄丢了。这也不算重要的事，失踪的头盔和毛领大衣什么的，不过那天唐山最低气温零下九度，要是骑摩托车，感觉会比这再冷上十度，你会很愿意自己穿着毛领大衣、戴着头盔。那通短电话打给了一位住在海边的“姨兄”，在“姨兄”的推理版本里，张永焕就是忽然想起要讨薪了。
那是北京外围的村级砖厂还没因为雾霾被关停的时候，差不多有多少村就有多少砖厂，每座轮窑的炉火都像奥运火炬那样昼夜不停地燃烧。砖皮上的隔热泥早给烤成了粉，叫给砖块降温用的超大功率电风扇一通猛吹——沙尘暴就是这么形成的，只不过那个更大型——你得顶着风和灰粉进去，红砖热到简直要透明，橡胶手套一抓就直冒烟，发出刺鼻的胶皮臭。总之按他们说的那就是座四季恒温五十五度的热带地狱。男的谁也不穿上衣，也不戴口罩，更不用说安全帽、防护服，他们最多能接受到吃韭菜炒猪血。窑工们相信猪血是肠道的吸尘器。最终他们之中总会有几个死于自己劳动习惯所孕育的事故中，但考虑到每次冲进那玩意都得挺到码够三百块砖，然后一天要冲上两三百回，热可比那些遥远的健康损害要命多了。
“姨兄”是在大棚育苗室接到的电话，权衡一番，他决定陪伴反季节蔬菜苗而不是远房亲戚，于是张永焕的行程取消了一环，比计划中提前离开海边一顿寒暄的时间，2017年1月9日接近十一点，骑着红色摩托，拐上了古柳线。
渔民张雨来拐上古柳线的时间跟闹钟一样精确。他需要准时送儿子到西河码头上章鱼船。一进曹妃甸区，马路变成八车道，路上空空荡荡，想开多快就开多快。他的“钻豹”牌黑色弯梁旧摩托也开不了多快，但踩足油门，你感觉上也真的很快。元旦刚过完，沿途的河里还有上下漂浮的冰块。不过港口没有冰。十三年前为了制造“中国鹿特丹港”，曹妃甸填海十八公里，一直填到不结冰的海域。这条崭新崭新像假路一样的马路，还有两边崭新崭新像假工厂假楼盘一样的工厂和楼盘，都是他往昔打梭子鱼和白虾的海湾。
此刻他正骑行在海面上。曾有超过二十年他每天驾着船在这儿来来回回，三米多长的木质小船，和“钻豹”一样不起眼，去不了海湾外，肯定的，但小有小的灵活，开起来得心应手、趋避自如。那条船在码头晒足一年才干透，劈成柴被他老婆烧掉了。谁家也摆不下、也不会摆一个三米多的纪念品。那以后他和儿子就到捕章鱼的大船上打工。
海边很冷，得不断蹦跶着取暖，送完儿子，他即刻发动“钻豹”返程，从八车道大马路拐回古柳线——开车和驾船的主要区别在于开车非得沿着路不可，所以渔民们大部分都讨厌开车，小部分连坐车也讨厌——趁着中午人不多，他想开快点儿。
此后发生了什么渔民一片茫然。警察一拨拨上门，只听到他重复四个否定句：一与什么车撞了想不起来；二车速多少想不起来；三啥位置撞的不知道；四，“我没喝酒”。海上生活三十四年，陆地是张雨来不熟悉的世界，他的脑袋被缝了四十五针，记忆则锁定在10点55分：前边那辆红色摩托在冷得要命的天气里磨磨唧唧，他猛踩一脚油门，加速。
10点49分，朱振彪开着黑色奥迪SUV行驶在沥青路面上。他29岁了，还保留着边境缉毒警时期的笔直坐姿，只是比那时更瘦。作为朱家第五代渔民的独生子，成年后他被船长爸爸禁止出海，送去安全、遥远的内陆上学。他刚返回渔村几个月。早起连人加车给发小的亲戚帮完忙，此刻准备去隔壁村取一枚鸡年纪念金币——也许世界上真的有好人基因这回事，朱父获得过三次中国渔政的见义勇为奖章，率领八艘船出海，“章鱼感”极佳（像作家靠语感前进一样，捕章鱼靠“章鱼感”前进），人人信服他，跟随他，唯一的困扰是他一听到求救信号就不能控制自己——等朱振彪因为五分钟后一次不能控制自己的见义勇为举动遭到起诉期间，朱爸爸将又又又一次从海上救回七个人。
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号版本的爸爸，至少他渴望是：上大学第三年，不安于象牙塔，他悄悄穿过边境，接受训练，成为一名缉毒警。在热带丛林和河谷间学习快速精度射击，越障射击，泥泞摔擒，武装奔袭，刚认识妻子时，他表演“倒伏”给她看，双手握拳，轰的一声倒地。妻子会吓一跳然后露出崇拜的眼光，每一次。夏天他带战友们回渔村，上船教他们捕杀章鱼，父亲在船上问过他枪法的事，对结果感到满意。那次三人战斗小组中并肩作战的伙伴没来。回到边境，曲靖一次出任务时，那个男孩死了。
战友牺牲偏转了他的冒险轨道。父亲又开始日夜担心独生子死在陆地上。警察考试落榜，朱振彪在失落中接受父亲安排，回到海边一家化工国企上班。新工作除了禁止带手机外各方面平平无奇。他像每个成年人应该的那样尽职尽责，只是越来越瘦，越来越沉默。妻子说他是一只鹰，“现在关到了笼子里”。
十五天前的圣诞节他们刚刚完婚，此刻朱振彪仍穿着婚礼上的大红袜子，还学历史教科书上的领导人那样披着外衣。出发前他接到朋友请他帮取快递的电话。临时小忙耗时5分钟，10点54分，他从村级公路拐出来，沿古柳线一路奔驰，驶入鹏盛水产公司的摄像头覆盖区。
在水产老板办公室的新款全高清摄像头下，树和建筑物看着像把望远镜拿反了那样，小而遥远又清清楚楚，马路也就跟吸管那么细。10点54分，一辆红色小摩托、一辆“钻豹”弯梁摩托和一辆黑色奥迪SUV像三颗玻璃弹珠在滚珠槽里前进那样，一个接一个来到古柳线水产工厂的领地。
水产厂大门北侧十米，“钻豹”加速，二十米，准备左后侧超车——一小时后调取监控的年轻警察会在看到这一幕时忍不住喊出声：“他拐弯了！他咋拐弯了？”
画面中红色摩托突然左向打把，拦腰撞上正在加速的“钻豹”，撅翻过去，被保险杠撑住，引擎熄火了，把驾驶员压在车底：“钻豹”没有停下，黑色橡胶轮胎在沥青路面擦出长长的痕迹，打着滑冲过路中央，渔民被弹射出去，滚落到马路对侧，撞上冻硬的车辙印才停下来。整个过程还没有描述它的时间长。
后方十米，奥迪紧急刹车，朱振彪往披着的外衣里伸手穿袖子，刚穿完一只，视野中被压在红色摩托下的张永焕爬起来扶正车子开走了。朱振彪举起手机，打开摄像头，开始录像，动作快得如同本能，同时重新发动引擎，调整车头，绕过血迹和倒地的车子，追了上去。
多米诺骨牌悲剧：执着及其所带来的
朱振彪压着速度，朝小摩托按喇叭。张永焕突然摘掉头盔，回头盯着他。“我以为他要拿头盔丢我。”朱在狐疑中踩了刹车。
那个正午多米诺骨牌似的悲剧是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的：对视几秒后，面对贵一百倍、快五倍的四驱车里的前警察，小摩托选择了加速。
车距拉大，朱振彪也踩下油门。他举着手机，把前囚犯牢牢锁定在准星那儿。车载音响里陈奕迅正在唱《十年》。“我就是个播客。”朱振彪回忆时说。每当遇到行人，他就降下车窗解说，“这个人怼了人逃跑尼呐”。
很难说追逃从哪一刻超出“播客”范畴，变得奇怪起来的。也许从遇到“警车”。朱振彪停好车，才看见“警车”前盖写着“路政”。车里坐着两个公务员，只考虑了几秒就决定加入。他们拉响警笛，亮起警灯，掏出喊话器，像一辆真警车那样严肃地追起来。“我们也是见义勇为。”日后接受真警察笔录时他们不好意思地解释。
“警察”的加入丝毫没让张永焕停下——他明显拼了，屁股底下的挡泥板疯狂抖动着，凭借一个灵巧的村口急转弯，甩掉了假警车。他穿过一个个村庄、路口，避开了柴堆、草堆、积水坑，故意往窄处开，指望把胖奥迪卡在哪儿，再次复制急转弯时，在一块冰上滑倒了。
张永焕扔掉车撒腿跑起来。朱振彪追到十字路口，让双闪亮着，跑步跟进巷子，排屋间的缺口一晃而过，他恰好看到张闪进西边第二户人家。
那个中午，雪化在地上湿漉漉的，一切安静又分明，正在院子里修水龙头的养猪村民一头雾水，看着不速之客们冲进他的院子，穿过他的客厅，抢走他的东西，不得不像节加挂车厢那样跟了上去。
“岁数大的男的往东跑，岁数小的在后面跟着。一个人拿着（我的）菜刀，一个人拿走我一把板凳。当时我就吵吵，‘你们给我凳子放下！’岁数小的小伙子也吵吵，‘他拿着刀呢！’”养猪村民说。
追击队伍现在扩大到四个人、两台车，气势却疲软下来。全队齐齐跟在张永焕身后，速度超慢但一刻不停，在某种难以忍受的平衡中蠕动。
朱振彪是跑步专家，速度快到让他免试进了大学，使他一再隐忍的不是张永焕抢来的菜刀，而是纪律：部队教育他，“一切行动听指挥”。他以令队友震惊的执着打遍了本地所有公安电话，向每一个接线警察索要“抓捕权”，一个不成功再换一个，“你们给不给我权力？给权力我就上去给他撂倒。”
曹妃甸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曹妃甸交警大队、滦南县公安局、滦南交警大队、柳赞边防派出所当天的值班警察们都接到了见义勇为公民的抓捕申请。10通电话最短的10秒，最长的135秒。“保护自身安全，随时报告位置。”他们集体拒绝了他。
最终，朱振彪唯一采取的行动是有节奏地喊“你停下”。
张永焕毫无反应。
没多久撒腿跑降级成小跑，小跑降级成快走，后来几乎是在散步了。过一条小溪时，他们选择让那些喝水的鸡先走。养猪农民审时度势，放弃菜刀，夺回凳子就回家了。在他们身后不近不远的地方，公务员像个影子那样存在感很轻地跟着。
穿过一座玉米秆堆成的小丘，朱振彪向村民发出警告，“别出来，把门插上！”
仓房的主人走了出来。
“他怼死人了逃跑呢。”朱振彪说。
“喔。”村民说。
“跑哪儿去？”村民问。
“我哪知道。”
羊和鸡站在正前方的空地上。羊蠢头蠢脑，鸡脖子上的毛被风吹起来。为了躲避鸡羊，趟水绕道，把鞋袜搞湿了。每个人都喘着粗气。情况越来越荒唐。现在能看到桥墩上的广告：梯田，租风镐，电话-1308113654*，听到微弱的远处火车开来的声音。他们来到了先前看着很远的铁路桥下。
撞汽车
“别追我了，再追我，车来了我撞死。”张永焕不是朱振彪的对手，却有着同样让人惊奇的执着。他翻过桥底护栏，站到公路上。说话间能看到他的脸，眉毛很浓，领子竖起来，那种有两个直角的平头。一辆十二个轮子的重型卡车从旁边驶过，带起一阵吸劲儿很大的风。
“他跑了。他又跑了。”朱振彪在绝望中也没忘记解说。货车响起刺耳的喇叭。一个人影撞向路中央的车，栽倒在地，又迅速爬起来撞向下一辆。灰色的三菱牌面包车撞到了脑袋位置。张永焕倒在地上不动了。
撞火车
永无止境的几秒钟过去，张永焕又一次坐了起来，血不断从额头的伤口流下来。他全程沉默，穿过屏障树林，走到铁路下方。
朱振彪不明白为什么接连两次撞车都不能使张永焕停下。那里面有他不能理解、使他恐惧的东西。他和公务员机械地跟着。所有人都耗光了力气。
“这打仗了咋整啊？”朱振彪说，斗志依然是满格的。
“啊？”公务员有点分神。
火车从身后开来，张永焕突然转身翻起隔离网。“那个人爬火车道呢！”朱振彪急眼了，“他再坐上火车跑了！”
“别追了。”公务员下定决心，“回了。”
见义勇为队伍第一次出现了分歧。“想想那个被撞的！”朱振彪急得讲了一堆道理，见义勇为不能高兴干不高兴不干，起头干干到一半不干，“我一辈子不让他跑了”。
没等听完公务员已经掉头走了。接受法院调查时两人谁也没提起隔离网前的分歧。事实上那天之后两人再没来往过。但一年后朱振彪还在说，他们本可以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只要公务员陪他翻过网。
铁轨上只剩下前警察和前囚犯了。毛领大衣被脱下扔掉。行李一件件减少，头盔，摩托车，然后是外套。已经走了无比久，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持久崩溃中，朱振彪突然像一个梦游的人那样唱起歌，把自己吓了一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铁轨边白色石碑的数字从1变成7。
火车来了。
他在恐惧中闭上眼睛。再次睁开时，火车正开过眼前，只有车头，没有车厢。他看到车头前有血迹。
面临60万索赔也不后悔追的前警察被闷住了
追击戛然而止。朱振彪呆立原地，直到火车司机也举起手机，打开摄像头，开始拍照——就像追击开始时一样，现在换他被锁定在准星那儿了。“我说你给我照相干什么”，他茫然地朝反方向走去。火车司机喊着让他停下。他索性坐在了铁轨上。
冲击损坏了细节记忆，只留下那段路的感觉，“特别累、特别凉、特别冷、特别漫长、特别长”。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回家，终于找回奥迪后在驾驶室坐到傍晚才发动车子，随后意识到不得不沿原路返回，完整的原路——第三次撞车地，第二次撞车地，第一次撞车地。追的时候只需跟住目标，回来的路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那晚他做了许多笔录、许多噩梦，然后十一个月过去，在他以为厄运已经放过他的一个晚上九点钟，晚饭刚上桌，他接到法院电话，“吃到一半直接倒掉了”。
朱振彪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个以“见义勇为致死”罪名坐进被告席的人。
案发到庭审持续了一年多。一年间他花掉大量时间看网络评论，常常认真回复到深夜，回复完，骂他的人更多了。有人说他是“绝对好人”，有人说他是杀人犯，有人说他在翻隔离网之前是好人，之后变成了杀人犯。上访户们带着冤情打来电话，把他当做超级英雄。在他爸爸干儿子的婚礼上，一桌人当他的面分成两派，险些动起手来。岳父岳母感觉不能正确认识姑爷，崩溃了，给女儿打了许多秘密电话。夫妻俩双双瘦到了不协调的程度。许多夜晚他们躺在黑暗中，知道彼此彻夜醒着，谁也不说破。
“他现在变成了另一个人。”小孩出生也没让他快乐起来，他笑一下就不笑了。妻子说。她想念那个“原来的人”。最痛苦时，她一个字一个字抄丈夫追求她时写的那些情书，直到可以背下来。
朱振彪的确肉眼可见地被闷住了，回答问题像拍电报般简短、机械，大部分时间就干坐在那儿，展示他的礼貌。只有提到军营岁月他的答案字数才会超过个位。他为警察考试居然考文化课不解，“在部队不会看书，都是训练”，也遗憾新工作让他没时间看讲海军特种兵的电影《红海行动》，他告诉我他“真的可以打”，“军人不会这些东西怎么行，万一有一天（战争来了）”。
“我一个月工资三千，（赔偿他们要的60.98万）需要干20年。”朱振彪说，“那我也不后悔。”
妻子给我看朱振彪往日写给她的长长的情书，“每一封都有题记”。他们曾在载满煤渣的大货车翻倒瞬间从一旁驶过，险些被活埋，她并不恐惧，在她心中丈夫就是超级英雄本雄。“我从小就想嫁给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她说。自以为是、爱说教、不干家务什么的都不重要。大学当选班长时，班上样样事她都让远在部队的朱振彪拿主意，“我感觉其实不是我在做班长，是他在做班长”。和那时一样，她完全、彻底地支持丈夫在这件事中的每一个举动。那些代价是做英雄的一部分。如果他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追赶坏人到最后一刻，她根本不会嫁给他。
宁可去死也不肯停下脚步的前囚犯是小儿子
张家几乎每个小辈都为张永焕的死哭红了眼睛。侄女说他身上没有“长辈感”，侄儿媳则评价他是张家三代男人里疼老婆第一名。第二任妻子在他去世前一百天脑溢血死在院子里，在那之前，他每天都从打工的城市给她打电话。在村头小卖部，妻子“想买啥就买啥”。怕她独自在家闷，他还先后弄回家一条灰狗、一条黑狗和一只橘猫，它们在农村户口猫狗里罕见地过上了不干活的宠物生活。
总之除了狱中七年，张永焕当了一生悠哉游哉的小儿子——大家庭的小儿子就像家庭版活佛，生下来就自动得到多于他人的食物、安全和爱，而一个人要是小时候没感到匮乏，他吸收快乐的能力一般就不错，可能欠缺点勇气，你要对现状满意，就没必要那么有勇气——麻烦是从他自己有了儿子开始的：家庭开销超过了收入，他从邻居家拿了一团毛线。
一旦当上小偷，越偷越多几乎是必然的，张永焕却过着量出为入的偷盗生活，全部努力不过为维持现状。他从不偷钱。像每天逛菜场那样，他需要一点大米，就偷一点大米，需要一点稻草，就偷一点稻草，还需要一辆自行车——来运输大米和稻草。他也懒得走远，像电影里那样拿图钉红线连起作案地点就是一份现成的邻居地图。失窃的乡邻因为损失太小懒得采取反应，连续几年，在需取有度的节奏中，生活必需品像小溪一样流进他的房子。
平衡维持到1996年初他偷走邻居家那匹马的晚上。邻居报警，人赃俱获，前妻当即提出离婚，带走了儿子和家庭共同财产：一台草绳机、一台草袋机、一个电饭锅、一架缝纫机。
1996年2月2日，63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在住所被杀害，凶手是专门护卫他的一名18岁武警战士。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例国家领导人遇害事件，时任公安部长陶驷驹表态：“1月至2月，全国重大刑事案件上升12.6%，车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头，杀人犯罪案件增多，连续发生犯罪分子蓄意报复社会的爆炸案件……在民意压力下，中央决定从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开展第二次全国性‘严打’行动。”
按照新下达的“快审快判、从重处理”原则，张永焕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作案工具——那辆自行车——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被撞飞的渔民权威困在了陆地上
许多人忘记了这场悲剧还有另外一个受害者。“我睁开眼，他们说，撞我的人死了。”张雨来迷茫地回忆。说到这里他歪过头好从帽檐底下看着我，嘴咧得很大，苦笑起来。他说他的脑袋“漏了”，就是说“风能灌进来”。他睡觉时也戴着帽子。
这是张雨来妻子第二次从村里广播听到自己的名字。第一次是海啸那天，1990年8月，他们还是两个年轻人。海啸卷翻了海蜇船，张雨来拿绳子把自己和十几个船员绑起来拴到浮杆上，“寻思死了找尸首好找”。那天他搏命救下的一个男孩，几年后死于另一场海难。他自己生了一场大病，连续发烧，两年没有出海。除去这两年，18岁到52岁，张雨来全在海上，年过五十仍拿得到和最强壮的年轻渔民一样的薪水。靠着一桶桶章鱼他给大儿子盖了房子，二儿子的房子“还在船上等着”，他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一切需要花钱的坏毛病都没有。“抠得邪乎”，妻子说。
总之广播意味着什么渔民的妻子心中有数。她风风火火地向我描述丈夫头上那个窟窿有多大，“（大到）整不起来”，“擦的里头都是碴子”，快十小时才从麻醉剂中疼醒。张雨来纠正妻子他是冷醒的，“不觉得疼，觉得冷，忒冷”。尽管妻子有异议，他认为按照海上的规矩，撞他的人既然死了就不该再追究。随后他听说了好人救他的故事，又听说好人被撞他的坏人家告了，感到对陆地上的世界理解不能。他为朱振彪鸣不平，默默帮着起诉，新闻上看到朱胜诉后，又默默撤了诉。
脑袋漏风后就没人请他上船了。他也没去公安局领“钻豹”。和朱振彪一样，两个活下来的人都有了驾驶恐惧。一年来他呆在家修补渔网，照顾后院的4只狐狸和11只貉子，一次也没离开过渔村。
世界上唯一知道答案的人
火车碾过了张永焕的脑袋。第二次的伤痕被第三次的覆盖掉了。滦南车站派出所警察郭栋记录：死者左前额有一处2x3厘米的塌陷，右前额则开了一个3x4厘米的洞，右脚消失，附近20米内的铁轨和枕木上黏连着多处血迹、人体组织。桥涵编号涵-233，钢轨坐标90k548m。这就是小儿子张永焕逃跑旅途和人生之路的终点。
而回到整个旅程的起点，那个早晨张永焕为什么会出现在打工地一百公里外的海边？
我在迁安一家深夜停电的服装厂宿舍见到了世界上唯一知道答案的人：张永焕的新未婚妻。
未婚妻大姐四十五岁了，梳着西瓜头，神情显示自己虽运气不佳，但配得上世上所有最好的东西。她说张永焕对她一见钟情，不到一个月就急着求婚，许诺要“像年轻人结婚那样结婚”：买婚纱，给十万块彩礼，把房子加上她的名字。“他告诉我他二老婆都不知道，他在老父亲那儿藏了十万块钱。”未婚妻大姐说。这一点让她确认了自己的地位，大方允许男友回家取彩礼顺便为亡妻上百日坟。
张永焕的幸福存量入狱时清零过一次，凭借苦干与恋爱扳回一局，第二任妻子猝死时又清零一次，时不我待，现在他希望再扳一局。老父亲那笔钱存了定期无法取出，他决心回砖厂讨薪。凑足彩礼，再次拥有家庭，过上和他人一样的生活，这就是张永焕那个早晨突然出现在海边的原因。
“因为我也是一个优秀的女人，不是嘛？”未婚妻大姐带着几乎是甜蜜的表情回忆两人一起去滦南打工，粉碎数以吨计的旧衣服，晾干，下料，打糊，把它们变成大棚毡顶。张永焕就是在干活时表白的。“他没有文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妻子。”未婚妻大姐说。她上过初中。在旧衣服的海洋中她孜孜不倦地向张永焕传授牌技、成功哲理和红烧肉秘方，她许他玩牌，因为她玩得好，不许他抽烟，“如果他喜欢我应该可以克服吧”，告诉张永焕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去医院了，“我学过传销，知道怎么通过按摩治好感冒”。
未婚妻身份只维持了一周。她不会上网，错过了电视新闻，也没有任何共同认识的人带来消息。在2017年1月9日早上的最后一通长电话里张永焕跟她说要去海边要账，“海边冷，风大，不让我一起去”。那之后张永焕就像烟一样消失了。许多天她脑袋里全是蝉鸣声，“几十上百只”，“像关不掉的电视机”，过不下去时，工友给她讲了一个前世拿草席盖住曝荒尸首，尸首会在下一世作为恋人报恩的故事，报不报得成、报多久不能强求。她听懂了，觉得，“能接受，挺公平”。
失落的与更失落的
2018年2月12日，滦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死者家属诉讼。3月9日，最高法院长周强在工作报告中援引判决书内容，“朱振彪同志于2017年1月9日追赶交通肇事逃逸人的行为……经调查审议，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7月4日，朱振彪收到《见义勇为行为确认书》，两天后母校宜春学院将事迹展示在官方网站上，强调其在校期间就“为人正直、作风正派”。
朱振彪成了走在街上会被认出来的那种人，出门令他恐惧，微信震动也是，“陌生人把我认出来，马上要探讨这个事情，一探讨就是一次回忆，一探讨就是一次回忆……那样就是相当于这个事情永远过不去，生活永远平静不下来。”他一度把微信头像改成最高法报告，又改成了一片空白，买回红色封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来自我教育，还异常努力地复习起教师资格证考试，决心后半生当一名小学老师——网民怎么会骂他是坏人？他苦苦思索，一定是教育出了问题。
朱振彪开始像海上的父辈那样厌恶起开车来。奥迪被闲置许久，不得不出门时他请朋友载他。他主动向我讲起小时候在海上的事。海面浮光跃金，满载的渔网一直垒到船缘，渔网如活物一般跃入水中。
事故后第二个章鱼季来临。朱爸爸向我演示如何穿着橡胶连体裤操纵渔船在浮冰间前进，往海底铺开章鱼网。他明确无误，甚至略带严厉地跟儿子讨论过一个“海上人”应有的行动版本——如果那天目睹第一次撞车的是他而不是儿子——他会冲上去制服张永焕。那些请求授权的电话可能打，大概率不会打，因为它们不会影响后面发生的事。他说海上人的准绳只有良心。“哪怕你让他捅几刀，花多少钱我们家都给你治”，他告诉儿子，“但这个人必须活着”。只要张永焕活着，儿子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没有争议的好人，如今他替儿子“憋屈”，像被图钉按住一样，他再也无法完完全全离开这件事了。
在渔村采访的最后一天，张永焕的侄女张英指着她爸爸，地球上和张永焕基因最相似的人，让我想象往他身上增加一点头脑、一点言谈才能、一点恋爱天赋……四叔就是那么好。我表示我能理解，她的悲伤说明了家人的感情。她突然像压到遥控器音量键那样超响亮地哭起来，求我调查这件事背后的天大阴谋。她开始讲述故事的第二个版本，第三个版本……大约第七个版本上，未婚妻大姐是朱家派来的卧底，带着大阴谋联手制造了叔叔的死亡。因为没有一个版本能自圆其说，她又委屈地大哭起来，呜咽着说叔叔绝对不会自杀，他一次也没有用过手中的刀，他绝对是要继续跑下去。
出狱十二年后，去世两年前，张永焕攒够钱，盖起了和哥哥家一模一样、连体双胞胎般的房子，共享一堵院墙，他们去对方家闭着眼也能正确走进每一个房间。他大费周章，复刻之精细到了变态的程度，不过是让所有人明白，他要求得到一模一样的尊重。他在房子里住了一年多。如今这栋房子被遗弃在那儿，三嫂往院子里种上蒜苗。这就是他最后留下来的东西：一栋曾得到过尊重的空空的房子。
被他偷过的邻居大部分还住在村里，对他大多抱着同情和好感。有几位在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春节还跟他赌了“小钱”。妻子去世令他痛苦吗？坟前流下的泪水真挚吗？影响他继续追寻生命中的欢乐吗？家人们负责任地告诉我，答案是：是的，是的，没有。去世前一个月，他带未婚妻回来给包括小辈在内的全体家人考察。三嫂作为家庭代表发表了意见：先冷一冷。他没把意见转达给未婚妻，也没停止筹备婚礼，只是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
镜头像探照灯牢牢跟着张永焕，使他处于视野的中心。白色石碑上的数字从1变成4。他回头看了一眼，又继续走，5，6，然后来到7。有一瞬间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随后，出现在视线尽头的火车提示了他。
他静静地等了五秒钟。
十一点五十七分五十三秒，他往铁轨中央走去，自然得像刚从一把椅子上站起来。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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