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中，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界共有60个席位，反对派（所谓泛民主派）拿走了全部60席。
香港立法会中，教育界别有一个议员席位，自1985年设立以来，一直由反对派“支联会”代表担任。
香港中小学总数超过1000所，但以爱国为宗旨的“传统爱国学校”只有16所，比例仅为1.5%。
在香港教育界，反对政府的泛民主派牢牢掌控着权力和话语。身处其中，一些爱国爱港教师感到深深孤独。特别是修例风波后，他们在业内或遭排挤，或遭恐吓，或遭禁声，有些甚至受到人身攻击。
10月8日，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正给学生上中西文化学，当讲到“我是中国人”时，学生竟一片哗然，对他嗤之以鼻。随后，陈伟强遭到逾百人禁锢、用镭射笔照射、辱骂5小时。
期间，陈伟强本人、学生、妻子都曾报警，但是迟迟不见警察身影。事后得知是校方拒绝让警察入内。
更令人愤慨的是，事后校方不但没有惩处涉事学生，反而以“不能胜任教务工作”为由将陈伟强调离教学职务。
陈伟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要制造寒蝉效应，但我并不会因此禁声。我认为公民就应该遵守法治、反对暴力；我认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应该要有这个身份认同感。”
像陈伟强一样，希望建立中国人身份认同感的还有等传统爱国学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岛中学随即在香港升起五星红旗。70多年来，这所学校坚持在重要节日、重大场合升国旗、奏唱国歌。
但将军澳香岛中学这类学校在香港是少数。校长邓飞介绍，香港最大的办学团体是教会（天主教及圣公会），以及慈善团体（如保良局）。以天主教为例，教会学校有130多所，从幼儿园一直到中学都有，覆盖面积很大。相比之下，爱国团体办学势单力孤，在全香港仅举办16所传统爱国学校。
在香港校长群体里，邓飞这样的传统爱国学校校长被当作异类。邓飞说：“很多校长要么就是英国殖民官校出身，认同英国价值，恐共、反中；要么就是教会学校出身，是虔诚的教徒，认同教会意识形态，而对爱国无感。”他说，身为传统爱国学校校长，压力很大。
在这次修例风波中，邓飞等坚定支持中央、支持特区政府，坚决反对暴力活动。反观大多数香港中小学，校长默许甚至纵容学生参与非法游行。
11月，暴力分子非法占领香港理工大学，随后警察封锁了校园。参与占领校园的还有一批中学生，封锁期间，一些中学校长进入校园把他们带出来。邓飞说，一个逻辑思维正常的人会想，你学校有那么多学生参加违法活动，证明你学校的品格教育、行为教育很有问题。
但在香港舆论场中，话语被扭曲了，变成这些校长去“营救”他的学生。是非黑白在当前语境中语已经颠倒。邓飞质问：你是怎么个营救？你从谁手中营救出来？
不仅如此，反对派这两天开始大肆宣扬，把这些校长塑造成了英雄。“理工大学营救学生纪实”等文宣活动也开始了。比如说其中一个校长，几次进出理工大学校园。第一次带出一批他的学生，第二次又带出一批，第三次再带出一批。多英勇！
邓飞问道：“你学校那么多学生参加非法活动，你不觉得反常？照理来说，你应该觉得在职业上很丢脸，但是反过来却在标榜。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香港中小学教师大多站在反对派一边，大学也不例外。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秘书长周文港说：“同事在学校里不敢谈政治，生怕被‘装修’（指受到暴徒攻击）。”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就是一例。
周文港说，香港回归后，高校依然延续了港英时期的教育体制，英国人长期培养的恐共心理一直没有清除。回归后，全面、真实的历史教育也未能推广，加上缺乏事实根据的流言群起，导致香港大学生对当代中国的认识存在巨大偏差。大学生毕业后成为教师，以这样的价值观教育下一代学生，时至今日，香港高校普遍缺少国家认同感和爱国情怀。
香港教师工会组织“教协”（全称“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还将教师队伍的反政府立场权力化、机制化。邓飞说，教协是反对派政党成立的重要推手，与它们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教协要么为这些政党提供秘书处的服务，要么教协的会长、主席干脆同时是这些政党、协会的高层元老、主席、秘书长等。从开放立法机关选举至今，教育界的立法会议员席位一直都被教协垄断。
反对派还希望废除现行的“行政长官校监必然制”。周文港说介绍，自港英时期起，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校监（即大学首长）均由行政长官（总督/特首）兼任。校监有权委任校董会主席和校董，及增补、修订大学规程等。近年来，在教协等组织和代表的指挥下，反对派动作不断。他们希望削弱特首作为校监的权力，甚至取消“行政长官校监必然制”，从学校夺权。
“虽然困难重重，但教育界爱国爱港人士会坚持下去，直到胜利的一天。”周文港说。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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