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给中国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坏，其肆虐的势头仍在继续，一些平日里鲜少出现的流行病学概念也成了新闻热词，例如“零号病人”（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的概念其实在疫情爆发初期便已见诸报端，看了这些新闻报道，普通人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零号病人”就是全世界第一个感染了这种传染病的人，是他传染给了周围的其他人，继而扩散到整个社区、城市、国家乃至世界。似乎这个人便是传播疾病的恶魔。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本文中，笔者将以AIDS“零号病人”的发现、反转过程为例，帮助大家更客观地看待“零号病人”问题。
AIDS早期发现史：同性恋背锅
“零号病人”的概念既不严谨，历史也不算久远。原本“零号病人”特指盖坦·杜加斯（Ga tan Dugas），一名法裔加拿大籍的空乘人员。为啥这哥们有如此“荣幸”被专门赋予一个流行病学概念，并载入史册呢？这其实源于AIDS在人类文明社会发现早期的一系列巧合和误会。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Phillip Berger医生偶尔会接收到一些症状奇怪的男性病人。他们往往年纪较轻，性格开朗活泼，热衷于交际，某些过于健谈的人甚至还会透露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原本应当身强体健的年龄，却患上了肺孢子虫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或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要知道这两种疾病都相当罕见，尤其是肺孢子虫肺炎，但凡是免疫系统有点用的人，都很难感染上。这样也意味着这些患者的免疫系统已经因为某种未知原因而完全失效。可惜当时的Berger医生和其他碰上类似病例的同行一样，只能给予一些缓解性治疗，但对疾病的原因和控制方法一无所知。
1981年，美国CDC（以下简称CDC）发表了一篇报告，记录了洛杉矶5名原本健康的同性恋男子患上了肺孢子虫肺炎。不过这事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毕竟偶发的疑难杂症也不算什么稀奇事。
真正引起社会关注的是1982年《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它将前一年CDC描述的那些病例称为新型免疫系统疾病，并称美国已经有335个病例，并造成了136人死亡。由于当时的病例几乎全是男同性恋者，官方也错误地将其称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或GRID。
但是，转年CDC便确认了这种神秘疾病的全部传播途径：血液、性接触及母婴传播，这意味着患者的女性伴侣也有感染的风险，并将这种疾病命名为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然而那个年代同性恋仍然是个禁忌话题，1981年和1982年的新闻严重挑动了社会的神经，公众已经接受了绝大部分病例是同性恋的“事实”，便再难听CDC说什么了，很快这种疾病便为称呼为“同性恋瘟疫”，卡波西肉瘤被称为“同性恋癌”。到了1983年，欧洲许多国家也陆续报告了AIDS病例，法国科学家蒙塔尼尔从患者血浆中分离出了一种新型病毒，也即引起AIDS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
被歪曲和妖魔化的北美AIDS“零号病人”
某些宗教保守主义者认为HIV/AIDS是上帝对同性恋或放荡性生活的惩罚，但这显然不能真正解释病毒的起源。CDC的Auerbach博士等人研究了洛杉矶和纽约等地二十多名病人的性生活史后，发现他们的性伴侣有交叉，并都追溯到一名患者身上。这个人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盖坦·杜加斯。
不过起初CDC并不是将杜加斯称为“零号病人”，而是代号“患者O”，意思是“加州以外的病人”（Out-of-California）。但随着时间的推移，O逐渐变成了0（侧面反映出该名称多么不严谨），“零号病人”的称呼便一直流传在各类讲述AIDS历史的报道中。当然，杜加斯本人那疑似不检点甚至反社会的行为，也为自己坐实了这口黑锅。记者Randy Shilts曾采访杜加斯本人，并写就《世纪的哭泣》一书。作者在书中称杜加斯利用其作为空乘的旅行便利性和颇具吸引力的外表，平均一年就有上百名性伴侣，总共可能有2500名性伴侣分散在北美各地。即便是在1980年确诊AIDS后，他仍未停止不安全的性行为，甚至会在发生性关系后告诉对方自己是病人。但这些描述可能带有作者的主观性。
《世纪的哭泣》一书封面，它还曾改编为同名剧情记录电视电影（图片来源：Wikipedia）
自此，杜加斯便被认为是北美AIDS的源头，“零号病人”成了他到死都无法摆脱的黑暗标签。
但对于“零号病人”的质疑声音也从未间断。1987年，《纽约时报》刊文称北美洲最早有文献记载的AIDS症状患者死于1969年，该名患者在1966年已经显示出有AIDS的症状。1988年，加州大学传染病学家Andrew R. Moss也提出了反对意见。2007年一篇发表在PNAS上的文章驳斥零号感染源假说，并指出艾滋病是1966年从非洲传播到海地，3年后再由海地传到美国。以上报道都表明杜加斯很可能不是北美首个AIDS患者。
2016年一篇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小组发表的文章一锤定音地为杜加斯“正名”。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能够破解患者体内HIV基因密码的新方法。他们分析了大约2000个来自纽约和旧金山的血样，得到了8个完整的HIV基因组合。通过这些信息建立了艾滋病毒的演变族谱，研究人员推断出了HIV传入美国的时间为1970年左右，而非10年后的1980年。这项研究也分析了杜加斯的血样，结果显示他所携带的病毒并不是美国现存HIV的遗传学“祖先”。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史专家Richard McKay博士评论道，杜加斯是历史上深受妖魔化的患者，被认为是病毒的恶意传播者。并直言“零号病人”是一个有毒的概念，笔者认为该评价非常贴切。
对杜加斯本人的评价，读者可以从史料中自行判断，但至少，他绝非AIDS的“零号病人”，而只是上世纪70年代北美数千名AIDS患者中的一员。这项研究还揭露了北美城市中的“零号城市”（容许笔者创造这个词汇）可能并非最初报告病例的旧金山，而是纽约。1970左右，刚果民主共和国城市金沙萨的某个病例将病毒带到加勒比地区，进而传入纽约，搭上这座全球性经济中心的“顺风车”后，AIDS走进了北美、西欧和全世界。
媒体、公众和政治人物与“零号病人” 污名化
“零号病人”概念的流行主要满足媒体的宣传目的，而非科学目的。必须承认“零号病人”一词会对读者产生很强的冲击力，或许这源于它的词组类似于军事上的“原爆点”（Ground Zero，指原子弹爆炸时正下方地面的位置或所有爆炸的中心）。考虑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苏冷战正酣，这种“脑补”完全在意料之中。这也是为什么Randy Shilts及后世的媒体都愿意持续形容杜加斯为“零号病人”的原因：这一标签远比杜加斯的名字更能抓住眼球。
搜寻“零号病人”也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人类是富有好奇心的物种，对一切事物追根溯源是一种天性，每个人可能内心里都住着一个侦探。当一场瘟疫发生，人们很容易将其想象成一个连环谋杀案，一旦带入其中，人们便会非常强烈地想知道，谁是造成死亡扩散的“凶犯”？因此，从杜加斯之后，一旦流行病发生，人们总想通过回溯病例生活史的方式调查“零号病人”的身份。或许媒体追求新闻热度，公众满足好奇心主观上没有伤害他人的意愿，但被冠以“零号病人”的人毫无疑问遭受了污名化，人们很容易会孤立甚至指责他们。杜加斯的案例也表明，寻找“零号病人”过程非常复杂，而且严重受限于时代的科技水平，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
当然，“零号病人”的概念也时常被用于“甩锅”大战，这在最近的新冠疫情中尤为明显。苏珊·桑塔格曾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一书中辛辣地指出：“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杜加斯的故事中，我们也能清晰地发现，当时的人们把同性恋与邪恶的病毒联系了起来。而“零号病人”的定位则是构成这种歧视性叙事的关键。因为我们心里都认为，“零号病人”在哪里，哪里就是瘟疫之源，就要负起巨大的道德责任。这种观念错误，但却真实存在。
因此，笔者呼吁媒体应当减少“零号病人”一词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指示病例（index case）表示第一个被发现/诊断的病例；用原发病例（primary case）表示某地时间上最早的病例；而我们常常热衷于讨论的历史上第一个病例，例如第一个从非洲猿猴身上感染了HIV的人，可以被称为交叉病例（crossover case），只不过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准确获得交叉病例的信息，只能对时间、位置和感染方式做大致推断。
总而言之，不应将科学的传染病溯源工作，异化为概念含混、容易错判、充满歧视性的“零号病人”一词。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团结是预防病毒扩散和拯救生命的唯一途径（世界卫生组织）。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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