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孕”为何让一些企业难接受？
“隐孕”入职之所以在网上引起一些舆论的不满，在周长征看来，或许和企业在女员工孕期、产期、哺乳期需承担的薪资成本“多了一点”有关。
周长征对记者说，“女职工生育成本问题更多应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多承担一些，但目前还是企业承担多了一些，特别是工资如果超过了生育津贴，差额部分还需要单位来补助。”
而在现实案例中，确实有一些女员工在孕期、哺乳期，以请病假为由不上班，也有其他一些员工长期请病假，未提供任何劳动，单位还需为这些人的不诚信行为埋单。
“这种情况下，公司企业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魏浩征建议，法律在设计上或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女员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薪酬成本，企业承担多大范围的义务？国家承担多大义务？
法律如何兼顾“倾斜”和“公平”？
由于无法对上述不诚信员工进行法律上的约束，有人疑惑，当前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是否过多保护劳动者，法律应如何平衡劳资双方的权益？
资深劳动仲裁员左祥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立法宗旨里，一定有“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一定不会强调“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原因就是劳动者处于弱势，立法使用了“倾斜性立法技术”。
左祥琦进一步解释说，“倾斜性立法就是同样的权益分配给两方当事人的时候，一方给的多，一方就是给的少，因为少的一方处于强势地位。通过同样权益的不平均分配，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实质上的公平。”
周长征也认为，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达到实质上的平衡，而不是让劳动者高过企业，也不可能高过企业。
他直言，个别企业遇到劳动争议问题就感到《劳动法》过度偏向员工，对员工保护过度，是带有“情绪因素”的观点。
“劳动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员工要通过劳动获得工资，要受用人单位的指挥，为单位提供劳动，他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单位去使用，这时法律必然要防止雇主滥用权利。”
周长征还强调，法律只是保护基本的劳动条件，真实的劳动条件其实高过法定条件。“对一个管理规范的企业来说，需要给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更好的劳动条件和保护。”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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