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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人,现在长大了

时间:2018-9-17 11:06:08>跟律师谈谈<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

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成了她近年来关心探究的群体。

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张丹丹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

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歿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

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

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

......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

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

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

张丹丹曾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

游戏结果说明,第二个搭档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而第一个人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导致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

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时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5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上,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

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

玩偶的阴影

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

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下面的村庄里,他3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

9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

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打架的习惯变本加厉,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

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

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高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

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第一天一小时,第二天两小时。头一天我说,她听,把从小到大,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包括怨。第二天听她说,她跟我讲,妈这样肯定是没做好,但能力范围在那,做不好。妈妈的眼泪像瀑布。我当时撑着,回到监号也流泪了。这次见面后,心结就打开了。”

和解之后,母子之间每个月会通信,有机会就打电话。信中母亲问及崔凯以后作何打算,他告诉母亲,出去后要脚踏实地生活。

“90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在梦里,佘念武经常看见爸妈回来,带着玩具和衣服,他在这样的梦里才会笑出来。小时候佘念武的学习还好,上初中之中开始泡吧,逃学,爷爷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给他钱,要钱就给,一周给五六十块,佘念武也记不得在网吧里花掉了多少钱。

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

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

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吴金森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吴金森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儿童。吴金森就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就过去打”。

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就好。声名狼藉的吴金森上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校,就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8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下坠抛物线

杨道德成年后的人生轨迹,近似一条逐渐下坠的抛物线。

高一辍学后,杨道德在家呆了两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学徒,学了几个月,没学会。改学电脑编程,编程课要读一年,他觉得很辛苦,又换成到理发店上班。这个生计他认为还算轻松,但他理发技术始终不太好,赚的工资不够花,他就向家里要。

时间长了,他嫌理发赚不到钱,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给卖淫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发小广告时期,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

“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我干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

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1987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5年半的刑期。

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18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

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14年。

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

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这里崔凯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

2011年制造业不景气,崔凯失业了,开始跑人才市场,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1500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也渐渐受到重视,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10万元积蓄。

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怎么样。”

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

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到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

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1981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5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

15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

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要趁年轻跑一下,再次到了东莞。20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纹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

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嫖赌不在话下,冰毒K粉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花在厂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

入狱后厂子归了朋友,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没有离婚,妻子每月还和他联系,等待剩余两年多刑期后的团聚。何涂源人生线头还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当初,何涂源一阵阵后怕。

在这条逐渐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坠的抛物线中,最常见的情形是不知不觉的滑落。像杨道德那样“从来没想过”是其中常态。即使进了监狱之后,23岁的吴金森也习惯性地回避警官让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认为“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思”。

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养不好的伤

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张丹丹的研究显示,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

崔凯考上大学后,一个家境好的女同学主动接近他,不时给他买东西,崔凯心里喜欢她,觉得把她带在身边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满足感,“填补了空虚”,表面却报以冷遇,害怕表白后被拒绝。

他的逻辑是:“我喜欢你,你就得对我更主动。”女同学最终失望而去,崔凯遭受重创,“比一般的事更难受,只能克制自己好好学习”。

崔凯总觉得自己很多感情表达不出来,不知对谁抒发,亦不知抒发对不对。看看书里写的和电视上演的,他能在心里筹划一百种情节,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种办法都没有。

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开挖掘机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高中生女孩,两人谈了恋爱。佘念武失业期间,女朋友考上了大专,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佘念武当时听不进去,两人因此断了联系。

入狱之后,佘念武思念女友,两人恢复了通讯,但在漫长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这段感情终究无疾而终。对出狱后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个家。但他与这个期待之间,还隔着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历。

邓晖似乎从没有放下过对同居女友的敌意。两人1998年在邓晖初次去东莞时相识,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当时邓晖在快递公司,女友则在手机厂任主管。

女友是四川德阳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儿时家里养不起把她送了人,长大后她从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却难得的开朗活泼,主动追求邓晖,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两年后女友怀孕生子。

邓晖觉得女友同居前后判若两人,什么都要顺着她,让邓晖无法忍受。女友则觉得邓晖寡言少语,性格不好,两人常有争执。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闹矛盾,邓晖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邓晖也不难过:“她跟我说明了,我说你走吧。”两人分手后,邓晖将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

邓晖被抓前3个月,女友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养病,让邓晖给她寄2000元。邓晖认为当时女友要么走投无路,要么是试探他是否还念旧情,他则给出了一生中最“硬气”的回答:“你家里2000块找不到?我有钱,不寄给你。”邓晖回忆说,尽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屡次动拳头,但“扪心自问,我没什么对不起她。”

被抓之后,邓晖甚至怀疑遭到女友举报,但内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邓晖被捕后,女友去过刘家想看望孩子,却被邓的祖父母拒之门外。

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

“当时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你(母亲)走了,把我一个留下。心里想她,又记恨她。”

邓晖从前并不太顾念孩子,“他生下来到现在七、八岁,三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我回家乡去看他。以后我五年没回老家。”但现在,儿子是邓晖对高墙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觉要想到天亮。”

姚义秋婚恋经历之丰富,堪称一本“教科书”。

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姚义秋,成年后陷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厂打工时,姚义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中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

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协议离婚。

妻子去广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义秋则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赚到几十万块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年与他同居过的女子不止十个,最短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个。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

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尽管用情不专,姚义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广州后,姚义秋仍然给她父母打电话,想争取妻子回来。姚义秋有一张妻子的照片,在狱中仍会时常翻看,“想起她,心里就难受,错在我”。如今,和儿子的联系是姚义秋难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间唯一留存的线索。“他性格活泼,打电话的时候,有时会说想我了,但他跟妈妈关系更好”。

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回忆往事,姚义秋猜想,“如果小孩带在身边,可能两人不会分手。”

隐忧的链条

最近,邓晖接到了老家爷爷奶奶托人写的信,说家里没钱,拿不出曾孙上小学的费用。爷爷奶奶都已年过七旬,没有收入,邓晖回信说,实在没钱,就不要让小孩上学了。

这是从事心理矫正的管教干警最担心的事情。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抚养他们的老人日趋衰老,辈分间隔更大,经济情形更差。八岁的孩子很可能像邓晖当年一样在三年级辍学,继续重复父亲的轨迹。

这是一条隐秘的链条,在隔代之间传递,超出了监狱心理矫治体系的边界。

监狱内的犯人年龄不少是70-80后,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正在他们入狱前的儿女身上发生。和父母当年近于无声无息的成长不同,6100万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包括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

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此外,本世纪初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经有一个统计,当时未成年人犯罪率约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这两个并无直接关联的数据被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地归并,造成“留守儿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这个流传甚广以讹传讹的说法。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的调研中,确实发现了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儿童的现象,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层面并无相关数据。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李亦非称,调研中并未确证小学生的留守背景与犯罪几率有直接联系,但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些。这个问题眼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

这和监狱管理方的担心一致。一位管教狱警判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达高峰期,因为中国打工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留守儿童现在大都在20岁以下,“他们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时期”。

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进城的民工普遍没有原始积累的机会,缺乏将孩子接到身边安置或者回乡创业的能力,因而留守问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会更趋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体处于75后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普通农民工群体的留守儿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个省农村入户调查中,留守儿童比率已经上升到43%。

联系前述“农民工服刑人员留守比率远远高出普通农民工”的调研结论,预示着未来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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