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一大早，天还下着小雨，重庆检察五分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卫民，检察五部副主任刘珂和检察二部检察官李光林等驱车两个半小时，从重庆主城来到永川区红炉镇一村上，穿过一段大约半米宽的乡间小道，他们在一户有些陈旧的两层楼房前停下了。这里住着一对年迈的夫妻，他们和检察官的初遇是因为“一包烟”。而这次检察官专程来此，除了想跟他说说“这包烟”的事，还为他们带来5万元的国家司法救助金。
儿子被害， 让这个家雪上加霜
“你们可给我们解决大困难了。”6日中午，萧锦（化名）拉着检察官李光林的手，抹着眼泪，不停地说着感谢。家住红炉镇的苏吉（化名）萧锦夫妇是地道的农民，年近7旬，同时身患残疾，因为一些情况，两人还没办理低保，收入微薄。对这对淳朴的夫妻而言，将一双儿女抚养长大，并不容易。
2016年5月，儿子苏泰（化名）搬到永川城区一居民楼，与朋友龙某一起居住。合租后，二人因房屋续租及经济纠纷等问题产生分歧。2017年2月13日，苏泰与龙某再次因生活琐事产生口角纠纷继而引发打斗，龙某持械将苏泰杀害。
“我养了30年的儿子，就这么没了。”苏泰的遇害，让这个家充满着悲伤。苏泰的姐姐说：“弟弟出事后，妈妈经常哭，爸妈还经常吵架。”而且苏泰的收入本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他的离开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
随后，案件被移送至重庆检察五分院审查起诉。2017年6月2日，依照相关规定，检察官给被害人家属发去告知函，告知他们作为近亲属的相关权益。收到告知函的老两口，擦干眼泪，乘车来到离家60多公里外的重庆主城，他们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为讨回公道，老母亲给承办检察官送烟
2017年6月20日中午12点过，李光林出门办事，当他走到单位门口时，看到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老人和一位年轻的女性不停地往院里张望。等车期间，他询问对方是不是有什么事，对方从衣兜里掏出告知函递给李光林，小心翼翼地说，她们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看到告知函上有检察院、检察官，就来打听一下，希望能有个办法。
接过告知函，李光林发现这告知函正是自己发出的，而他就是苏泰被杀害一案的承办检察官。“我儿子的事就是你负责？你一定要为我们讨回公道啊！”像看到救命稻草，苏泰的母亲萧锦激动地说着，瞬间湿了眼眶。李光林一边宽慰她，一边给她们详细解释相关政策，双方留下联系方式，“要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再联系我就是。”
李光林叫的网约车到了，就在出发之际，萧锦透过车窗丢进一包天子香烟，趴在车门上嘱咐李光林，请一定为儿子的事多费心。李光林将烟递出来要还给她们，两人走得飞快。李光林想下车去追，她们立即乘上另外的车匆匆离开。她们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能为儿子“说话”的就只有检察官了。而那包烟，就是作为父母为孩子尽的心。
将烟上交组织，将老两口的托付记在心里
在办案时，李光林了解过被害人苏泰一家的情况。苏吉夫妇一直生活在农村以种地为生，也养一些鸡鸭贴补家用。女儿成家后，儿子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苏泰遇害后，虽然偶尔有女儿的接济，但一家人的生活仍旧十分贫困。这包烟，市场价大约30元。在苏吉居住的地方，这30元钱能买到20斤左右的小菜。
通过电话，李光林给对方解释，希望他们能将烟拿回去，要不然自己寄过去也行，可对方并不理。“作为检察官，没有这包烟，我照样会全力为死者辩护，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回到单位，按照相关纪律，李光林立即将烟上交给单位的纪检监督部门。“可不能让老百姓遭受损失。”李光林将这事记在了心上。
有了李光林的联系方式后，苏吉一家便经常找他诉说烦恼。
“案子有没有送到法院？”“坏人会被怎么判？”“是不是没人为我们主持公道了？”……家属的心情往往比较急切，每一次，李光林都耐心给他们解释，告知案情相关进展，并鼓励他们要振作起来。
控制关键证人，被告人被判死缓
2017年8月，案件到了开庭的日子。苏吉一家早早地来到重庆，旁听庭审。对于他们一家来说，是否能为儿子讨回公道就在这一天。
在法庭上，龙某和死者苏泰是否曾经有过矛盾成为量刑的关键。如果能证实确有过节，那么龙某涉嫌的故意杀人案就可能得到更为严重的判决。有趣的是，被告人龙某当庭告知有一名知情人员在现场旁听，审判长当即要求该证人退出法庭而暂停审理。
根据相关规定，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那这名知情人员该怎么处理，一时让大家陷入困境。这名证人旁听了法庭询问的过程，明显违反了规定。
这名证人的证言非常关键！
在休庭环节，有人认为证人因为旁听审理而丧失了出庭作证的资格。作为公诉人，李光林认为，根据刑诉法理论，证人不得旁听审判，只是为了保证其证言的中立性而已。而实践中，证人在出庭前被其他信息影响的情况比比皆是。根据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那么这个证人的证言具有证据资格，即使旁听庭审影响了客观性，这个只是证明力的问题，是否对其证言采信还需要通过交叉询问予以验证。
同时，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申请证人出庭必须提前五天，当天发现的证人能否在庭审中出现，在当时并没有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庭审时，李光林解释，因为中途休庭时才得知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才申请。
李光林认为，虽说法律原则规定应当5日之前通知证人，但是它主要目的是保证控辩审及证人有必要的准备时间，既然证人已经准备好了，公诉人也准备好了，那么公诉人同意该证人出庭，这也是符合诉讼法原理的规定。最终，审判长同意这名知情人员作为证人出庭。
2017年底，苏吉收到判决书，龙某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儿子的遇害总算有了说法，压在老两口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松动一些，但仍有让他们感到沮丧的地方。
被告人无财产可执行 他们帮老人申请司法救助
在这起案件中，虽然两位老人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被告人龙某根本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李光林向领导汇报同意后，便将该案作为司法救助案件线索移送至五分院的控告申诉部门。
五分院控告申诉部门受理线索后，确定此案是典型的司法救助案件，这迅速引起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卫民的重视。今年10月，五分院成立以陈卫民、刘珂等人组成的办案组专门办理。
在这期间，办案组成员多次前往苏吉的居住地走访调查、了解情况，并向他们解释司法救助法律规定和程序。很快，办案组就确定了苏吉的家庭情况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规定的救助条件。随后，办案组决定对苏吉夫妻予以国家司法救助，并以最快的速度申请到司法救助金5万元。
上百个电话， 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温度
“临近年末，希望能解他们一家的燃眉之急。”6日上午，办案组成员陈卫民、刘珂带着这笔司法救助金从五分院出发前往永川区红炉镇，同行的，还有带着大袋的米、大桶食用油的李光林。
在屋前，苏吉一家见到久未谋面的检察官们，“这两年因为儿子的事，跟你们打了不下100个电话，麻烦你们了。”说起这段经历，萧锦抱着检察官送来的司法救助金，止不住掉泪。李光林将自掏腰包购买的生活用品交给苏吉。
儿子的事总算是告一段落。
见到这些“老熟人”，苏吉夫妇和检察官们说起了家常。当他们聊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时，苏吉夫妇笑笑，有些不好意思。“如果收了你的烟，我就是违反纪律，而行贿也是违法行为。”李光林说，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打击犯罪，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职责在此，并不需要有这些表示。
老两口点点头。“我们会振作起来，好好过日子的。”苏吉告诉检察官，如今两人正在申请低保，女儿也经常回来照顾父母，老两口的心态平和了很多。
“从质疑到信任，从抱怨到感谢，被害人近亲属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我由衷地感受到，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公平正义绝不是一纸冷冰冰的法律文书。”李光林说，司法公正的实现绝不是我们自己认为做到了就行，而需要当事人切实地感受到。这种感受的过程，离不开检察官专业的工作态度，更离不开在每一个办案细节中注入接地气的司法温度，以及对当事人应有的尊重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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