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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金单车”倒掉:蜗居90后想讨回最后一笔工资

时间:2017-12-10 14:48:33>跟律师谈谈<

      杨峰不是没想过公司会倒,只是没想到公司会倒得这么快、这么彻底。就像他也不是没想过自己和表弟会在一夜之间失去工作,只是没想到会落得如此窘迫的境地。

  外环外的一处农民回迁小区里,底楼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是杨峰和他的表弟陈凌翔、以及另一位同乡目前的居所。记者到访时,三人正在收拾屋子。因为这里马上将迎来第四名住客:杨峰和陈凌翔的前同事——同样来自那家已经“倒掉”了的公司。

    屋外的客厅里,散乱地堆放着各种工具和自行车零件。而屋后的天井里,十数辆整齐码放着的自行车,则明确宣示了这间屋子本来的用途。

  这里,曾经是一家共享单车企业设在上海地区的物料库房。彼时,杨峰和陈凌翔的身份是共享单车行业“业内人士”——虽然他们的岗位处在这个动辄“大数据”、“云计算”的行业中最不具备科技感的环节。

  现在,这对90后兄弟的身份是待业外来务工青年。而他们曾经供职的酷骑单车,在几个月前出现在了国内共享单车行业的“死亡名单”上。 

  1、2016年4月,摩拜单车在上海正式上线,“共享单车”的概念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一个月后,杨峰交了299元押金,成为了摩拜的注册用户。虽然“车子死重,找车也不方便”,但是当时还在一家互联网生鲜企业工作杨峰,就隐约觉得“这个东西有搞头”。

  年底,杨峰听说了一件事:自己相熟的一个同乡5月份的时候就去了摩拜工作,他从最基层的运维人员做起,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升任某地摩拜单车的运维负责人,年薪30万。

  同乡的故事免不了让杨峰感到些许羡慕乃至嫉妒,但杨峰更感到懊恼:最好的“入局”时机已经错过了。

  93年出生的杨峰17岁时就出门打工了。在他看来,对于他这样没学历、没资源的打工者,想要在大城市里闯出点名堂,不管具体做什么,“入对行”、“早入行”才是重中之重。而这年头,机会只可能在互联网。如果供职的公司恰巧又是玩儿新概念、新技术的,那简直完美!

  而眼下,共享单车行业显然就是那个近乎完美的机会。

  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车行业迎来井喷,各路品牌次第涌现。杨峰以前压根没听说过“酷骑”这个品牌。他记得,自己投简历时,甚至连酷骑发布在招聘网站上的介绍信息都懒得细看:“就这么扫了一眼。一看,哦,做共享单车的,工作地点上海,行!就是你了!”

  2016年11月,酷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创立。直至半年后的2017年5月,酷骑单车方才低调入局上海市场,成立上海分公司。杨峰眼中的“机会”也随之而来。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后,杨峰第一时间投去简历,并顺利通过面试。于是,他毅然辞掉了此前的工作,在端午节那天签了合同,成为酷骑上海的第一批员工,负责车辆运维保障。

  收到录用通知时,杨峰还是颇为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这次好歹是“赶上趟”了。而今时今日,坐在库房改出来的宿舍里,杨峰苦笑着说:“现在想想,去年年底包括酷骑在内冒出来的那一大波共享单车,何尝不是我当时那种‘赶上趟’的心态?”

  2、网上曾经热传的段子戏称,共享单车行业“面临的最大瓶颈是颜色不够用”。而酷骑在6月推出的“土豪金”单车,在结结实实挑战了网友的想象力与审美底线的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了共享单车的“色彩危机”不过是杞人忧天。

  虽然金色与湖蓝色的搭配略显廉价和土气,但倒也极具辨识度。闪瞎眼的“土豪金”,着实为酷骑狠赚了一票眼球。然而,“土豪金”带来的热度并未延续太久,酷骑很快被卷入了一系列的负面新闻:

  先是酷骑单车在多个投放城市被曝准入手续不完备,其中洛阳市消协更是发布消费预警,建议当地市民“谨慎使用”酷骑单车。

  此后,记者的报道又曝出号称注册资本高达10亿的酷骑,两大股东实缴资本却仅为2600多万元。同时,报道也点破了酷骑的P2P背景:作为酷骑CEO的高唯伟,还是P2P网贷公司“诚信贷”的CEO,且酷骑单车和诚信贷的办公地点均在通州万达广场30层。

  然而身在上海的杨峰无暇顾及这些坏消息,他的工作已然步入正轨——只是,他略有些沮丧地发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

  彼时,上海的共享单车已然出现过饱和投放的苗头。一边是各企业继续跑马圈地式地进行新车投放;一边是相关职能部门加大管控力度,严打共享单车乱停放。这样的大背景下,共享单车的“闪转腾挪”成为各家单车企业运维人员的工作重点。而这项工作,则完完全全依靠人力进行。

  由于体量小,酷骑在上海投入的运维力量极其有限。据杨峰回忆,一线运维团队的人数顶峰时亦不过30人上下;而在酷骑“最后的那段日子”里,这个数字更是跌到了7人。

  而他们所要负责的,是投放在整个上海中心城区的所有酷骑单车。据一名曾在酷骑上海供职的管理层人员透露,酷骑在上海的投放总量“接近5万辆”。

  与惊人的工作量相对应的,是近乎原始的工作方式。没有想象中精确的GPS定位或是大数据模型,只有靠双脚走上街、靠双眼发现违章停放的车、靠双手一辆一辆地挪——最多也无非是城市运营经理在微信工作群里的遥控指挥:某某区某某街道报告,某某路上我们的车占道了,赶紧去挪一挪。

  “我们当时管这叫‘地推式’运维。”杨峰自嘲地说。他告诉记者,最“猛”的一天,他步行+骑行累计里程近40公里,徒手挪了近300辆车。

  纵是如此,杨峰依然认为这份工作“有搞头”。他几乎是以自我催眠的方式不断告诉自己,具体干啥不重要,“入对行”就可以了。

  屋外,各种自行车零件和工具散落一地。

  3、事情也的确一度向着杨峰所期望的方向在发展。

  凭着自己的机灵和勤奋,杨峰很快就被任命为酷骑上海的运维经理,负责整支运维团队。虽然实际收入与在摩拜工作的那位老乡相去甚远,但至少在轨迹上,杨峰与老乡似乎渐渐地重合了。

  杨峰还找来了在太仓打工的表弟陈凌翔,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干。8月,陈凌翔正式入职酷骑上海。根据合同,陈凌翔见习期两个月,每月工资3500元,转正后,每月工资4500元,补贴另计。

  这份工资,比陈凌翔的上一份工作少了将近一半。但是他并不介意,因为他也认同表哥的观点:机会,只可能出现在依托互联网的新兴行业,趁现在“入局”还来得及!

  然而,上海高企的生活成本还是让陈凌翔觉得有些招架不住。日常工作,坐地铁、坐公交、吃饭都要自掏腰包,即使和表哥一道搬进免费的宿舍睡上下铺,第一个月3500元的见习工资到月底时依然所剩无几。

  身边的同事一个个也都是差不多的状态:“中午吃饭,宁愿骑几公里的车去吃7块一份的盒饭,也不舍得吃眼前10块一份的;平时干活,能坐公交的坚决不坐地铁,能自己骑车的坚决不坐公交。”杨峰说,干运维的那段日子里,从杨浦区骑车到静安区,在他们看来稀松平常。

  越来越多的同事被巨大的工作量和难以与之匹配的微薄收入“逼”走。但杨峰和陈凌翔则选择继续坚持。

  苏州河边的光复西路上,一辆被弃置的“土豪金”突兀地停在路边。曾经作为酷骑单车一大卖点的车载充电宝已被拆下,不知所踪。

  4、据交通运输部不完全统计,整个2016年,除了摩拜和ofo两大巨头,至少还有包括酷骑在内的25个共享单车品牌汹涌入局。截至2017年7月,全国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则已经接近70家。

  共享单车行业的洗牌同样来势汹汹,且远远早于人们的预期:2017年6月13日,悟空单车的运营方重庆战国科技宣布,由于公司战略调整,将正式终止对悟空单车提供支持服务,退出共享单车市场。悟空单车亦随之成为第一家“倒掉”的共享单车品牌。

  掰着手指头算算,在那个时间点,距离共享单车真正进入中国人日常生活,只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个月,陆陆续续又有一批共享单车品牌成为“先烈”:

  2017年6月21日,3Vbike发布公告:由于大量单车被盗,3Vbike共享单车停止运营。

  2017年08月02日,町町单车的运营方南京铁拜网络科技因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公司与工商局失去联系被纳入异常企业经营名单,标志着町町单车停止运营。

  2017年7月,小鸣单车用户反映押金难退问题,引发用户退押金爆发。小鸣单车CEO表示创始团队已经退出,退押金面临技术问题。

  2017年9月末,小蓝单车退款难的消息在网络流传。11月16日晚,其CEO李刚在公开信称,小蓝单车与拜客出行达成了战略合作,将由拜客出行全权代理小蓝单车未来的运营,用户可以一直使用小蓝单车。

  …… 

  这些,杨峰都看在眼里。杨峰说,入职之初,他就没指望在酷骑长久干下去。多年“混迹”于各类互联网行业企业,他太明白“泡沫”和“虚火”是怎么一回事儿了:“共享单车行业的格局其实早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一橙一黄争天下,小公司能多活一天是一天。”

  因此,对于杨峰来说,“走”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不管是“主动走”还是“不得不走”,都得是“带着经验、带着资源走”,或者至少“带着点钱走”。

  然而,杨峰和他的表弟最终什么都没能带走。因为公司追随着“先烈”的脚步,以“突然死亡”的方式终结了。

  9月25日,兄弟二人先后接到了人事打来的电话:公司倒了,明天来签离职协议书。杨峰多少还是觉得有点意外:“本来这公司至少能撑到明年过完年。结果冬天都还没到,街上还有人穿短袖呢,它就挂了。”

  而就在接到这个电话的几周前,杨峰还带领仅存的运维团队干了一件“大事儿”:他们从市郊的一处共享单车集中存放点里,清运出了2300余辆自家的单车——需知,在俗称“共享单车坟场”的集中存放点找出2300辆自行车并且搬出来绝非易事,而这项“蚂蚁搬家”式的大工程前后耗时近10天。

  根据计划,这2300余辆共享单车要被紧急调配至金山区以弥补当地投放量的不足。这一度让杨峰稍稍松了一口气,虽然酷骑在中心城区“存在感稀薄”,但是在郊县地区还是保有一定数量的用户群。

  杨峰当时觉得,即便酷骑在中心城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单凭金山区一处的市场,就足以为酷骑在上海的业务“续命”。

  然而,酷骑的这条命,显然不是投放在金山的这几千辆共享单车能“续”上的。

  5、8月中旬,酷骑单车退押金迟缓的问题集中爆发。8月25日,酷骑的退款周期从原先的1-7个工作日,改为7个工作日,酷骑资金困难的问题被推到前台。随之而来的用户恐慌性挤兑,最终彻底摧垮了酷骑。

  11月20日,酷骑单车宣布委托四川拜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代运营管理和运维工作。这也标志着杨峰、陈凌翔曾经供职的酷骑单车原公司“死透了”。

  12月4日,摩拜单车获颁联合国环境署2017年度“地球卫士”(商界卓识奖),摩拜单车创始人兼总裁胡玮炜受邀出席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颁奖典礼并上台致辞。

  而另一个与共享单车有关的“weiwei”——原酷骑单车创始人兼CEO高唯伟,这个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放话“酷骑99%会是行业老大”的男人,却已经多日未有消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是在10月初,在那篇略有些“洗白”意味的专访稿中,高唯伟自认“现在的处境和贾跃亭差不多”。

  “如果让我见着他,我对着他的脸反手就是一拳!”陈凌翔愤愤地说。

  当然,相比胖揍自己曾经的大老板,陈凌翔其实更关心自己的3200元何时能拿到手——这是公司许诺要结算给他的工资和借款,清楚无误地印刷在那张离职协议书上。只是,自从9月28日签了字以后,杨峰、陈凌翔兄弟俩就再也没有收到任何音讯。

  “人人都在说要讨回298块钱的押金,最近听说还要打官司。我就想问问,我那3200块钱,到底怎么说?”陈凌翔说。

 

(注:本新闻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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